从语源上讲，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的一门科学。它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地研究人，并且特别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概念。人类学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技术文明之外的社会的研究，这种社会被称为“野蛮的”、“原始的”、“部落的”、“传说的”、“有文字前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领域。萨丕尔说过：“人类学家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1 〕格里姆也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2〕可见，人类学， 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人类学的研究都直接地推动或间接地影响了语言学的发展。 体质人类学的目的是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解释种族之间的自然差异，它的研究包括人类的起源、生态和进步以及灵长目学和遗传学等课题。体质人类学家在研究人和群栖动物特别是灵长类高智能动物传达意见的方法时，得出了语言是人类的唯一功能和重要文化特征的科学结论。此外，通过考古学对史前猿人的生物学考证，从脑容量、颅骨指数等方面验证了人类语言发展的物质基础，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语言的起源问题在18世纪一度进入热潮，但是，“由于受材料和整个认识水平的限制，总的来说，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大都仍抱着猜测的态度，解释常常显得过于简单化，因此还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答案。”〔3 〕恩格斯最终运用人类学的资料对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宏观的分析和科学的阐释。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的社会化所决定的，是劳动的产物。人们在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由于交流信息和协调行动的需要，当这种需要达到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语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且，直立行走改善了人的喉部、胸腔结构和整个发音器官；烹煮熟食而不再茹毛饮血又改善了营养，扩大了脑量，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恩格斯的以人类学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劳动起源论”，使得那些诸如“摹仿说”、“感叹说”、“拟声说”、“手势说”等语言起源说就显得苍白无力，捉襟见肘，从而具有经典意义。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仅涉及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还涉及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它的中心任务是研究人类群体之间行为上的差异，包括语言行为的差异。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雅可布·格林说过：“关于（既往）民族的见证有骨头、武器、坟墓。但是还有一种比这些更生动的见证，这就是语言。”〔4 〕另一位西方著名的语言学家S.H.Sayce 在他所著的《语言科学导论》中也指出：“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认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痕也能向我们提示古代社会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的观念和认识。”〔5 〕人类学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忽视过语言的重要性，而且始终关注语言同社会、文化的联系。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史前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原始社会史的著作《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这是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研究易洛魁人等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夏威夷群岛上的土著居民时，发现他们一系列特殊的亲属称谓制度和各种家庭形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原始家庭形态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19世纪德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洪堡德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早期对古典文化和人类学的研究，就是企图通过比较人类学的探索尽可能地穷极人性的概念，同时他试图找到一条能够更好地把握人类差异的捷径，这条捷径就是语言学。〔6〕洪堡德特别重视语言的调查和分析，注意比较各种语言的结构特点，从而进行理论概括。“他是欧洲最早开始对世界各地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之一。在巴黎学习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共花了半年多时间，去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居住地，实际考察当地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等”。〔7 〕正是基于他的人类学研究和实地的语言调查，洪堡德才形成了他具有开创之功的语言理论，奠定了在普通语言学中的地位。 如果说，德国浪漫主义者特别是洪堡德奠定了现代人类语言学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及其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则使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从而诞生了人类语言学这门学科，也揭开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序幕，甚至影响了整个普通语言学的发展。19世纪末，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和语言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这些部落极为分散，他们的语言数目之多，差别之大令人瞠目。最为严峻的是这些语言正在大幅度地消亡，人类学的使命感促使人类学家竭力要在为时尚不太晚的时候把它们抢救下来。在此之前，这项工作是由传教士来做的。当时的人类学家许多也就是语言学家，甚至身兼数任。美国人类学家鲍阿斯既是现代普通人类学的创始人，又是人类语言学的开拓者。在对北美西北海岸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他不受任何传统语言学的束缚，为人类语言学建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的本来面目，不能也不应该用其它语言的模式来生搬硬套。鲍阿斯在为《美洲印第安语手册》所纂写的序言里就鲜明地阐述了这一原则。同时，这篇著名的序言“指明了描写语言学的道路，推动了语言共时描写的研究。可以说，它是美国描写语言学诞生的宣言书，它吹响了美国式语言学的号角。”〔8 〕萨丕尔是鲍阿斯的学生，有人把他比作美国语言学中的莱布尼茨。从他开始，美国语言学由以人类语言学为主的时期转入以描写语言学为主的时期。在美国的语言学家中，萨丕尔是最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一个人。他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把语言形式内化为观念形式，深刻探讨了语义问题，从而形成了一套人文主义的语言分析范型：感觉范型、表达范型、语序范型、语义范型、类别相对论范型等。萨丕尔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科学态度和操作方法亦受启于他的人类学研究。“他对语言现象的人文主义关切与思考，不仅体现在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外部参与，更体现在对语言结构本体的文化内涵与思维建构的深刻的洞察。由于这种洞察建立在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使它在理论形态上较之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更为丰润和充实，在方法上更为具体而富有实践意义。”〔9〕而后来的布龙菲尔德更是集鲍阿斯和萨丕尔之大成，又具体制定了完整的描写语言的方法和有关语言结构的科学术语，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欧洲语言学史上曾存在逻辑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语言传统的对立，以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是描写的。们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把可接受性和用途作为理想化的标准。但是，在语言学史上，人文主义传统一度不振，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学派却长期占统治地位。只有当人类学研究对语言学的全方位介入之后才扭转了这一局面，以人类学传统为基础的欧洲语言学流派相继诞生。欧洲结构主义两大流派之一的布拉格学派，自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这个学派既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但又不把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截然分开；既接受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功能观，但又排除了对功能解释的心理学因素。伦敦学派的奠基人约翰·弗斯的整个语言理论的基础是“情境理论”。他认为语言和人类生活及文化密不可分，意义是语言研究的中心，而情境可用作分析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弗斯的这个观点其实直接得益于波兰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曾在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一带从事人类学实地考察研究工作，他发现当地土人的语很难译成英语，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境去理解才不致于出错。他在《原始语言中意义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表达的全部事物是随着文化水平、地理、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词的意义要根据一定的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这个直接从人类学研究中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语言情境”理论，对语言学家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约翰·莱昂斯在他的语义理论中就应用了“境”这一概念，虽然他认为这一概念远不能解决整个意义问题，但毕竟还是有用的理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