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只剩有限的时光了。现在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涵盖整个世纪的总结性的书，有的已捷足先登。然而20世纪之末并非“世纪末”，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后几年的发展势头肯定会比以往更强劲，是“加速运动”！在学术上还会有高质量的论著出现的。刚刚问世的《敦煌音义汇考》就是这样的论著。这是现知全部的而且经过精心整理的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的第一次汇集，仅凭这一点就意义非凡，语言学家、敦煌学家、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都会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十分欣喜。 一提及“敦煌”，就得回溯到本世纪初，王国维向伯希和索得《切韵》残卷三种的照片，即抄录刊布，揭开了中国音韵学史的新篇章。此后历经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姜亮夫、潘重规诸家，至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1973）、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敦煌韵书的资料几近全备，敦煌韵书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敦煌的语言文献中，除了韵书残卷外，尚有音义书亦当视为珍宝。虽然《毛诗音》（斯2729）、《楚辞音》（伯2494）《文选音》（伯2883）等自披露以来，也曾有中外学者加以研究，但是许多音义写卷或默默无闻，或被误解，甚至连标名也不副实，音义书的整理状况及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较韵书逊色，人们往往把诸种韵书残卷视作敦煌语言文献的代表，而音义书却从无人汇集。现今我们得感谢张金泉、许建平二位先生，《敦煌音义汇考》（以下简称《汇考》）的出版使我们了了世纪愿，圆了世纪梦。《汇考》对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作了全面的汇辑与认真的整理，洋洋大观一巨册，证明了敦煌音义写卷作为语言文献足可以与韵书残卷比肩方驾，使学术界一新耳目。 关于敦煌音义书的价值，容举数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五代末和宋初方始有印本，但删改不少，而敦煌《周易释文》（斯5735、伯2617）系唐玄宗开元年间写本，“传本无而残卷有的条目达72条之多”（《汇考》页2，以后径省书名），《尚书释文》（伯3315）“写本有而传本无者158条”（页61）。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敦煌写卷，“用以校勘今之传本，每每证其讹漏”，“保留了不少古本经文之文字，当有助于古经之整理”（页857）。《佛本行集经难字》（伯3506）“写卷存古经旧宇”（页1181）。这些只是一斑。 将这些具有高度价值的文献，搜罗齐全，汇为一编，是项大工程。张、许二位板凳甘坐六年冷，逐卷审读敦煌遗书，钩沉辑辍，辨妄存真，终于获得音义写卷643号，汇为33种；又爬罗剔抉，纤细不遗，将片音只注集为《四部书散音汇录》和《佛道经散音汇录》两种，分编为四部书、字书、佛道经音义三大部分，敦煌音义的全部蕴藏从此陈现于学界。这本汇集，其特点在“汇”，难点在“考”。例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唐释义净译于长安三年（703年），敦煌写卷近千号，但多为残帙，《汇考》分别有注音与无注音、音义专书与经文卷末附音义及字里行间的注音，汇为二类三种编入（页1198）。伯3823，诸家敦煌韵书汇集皆未收录，《汇考》拟名为“韵书摘字”（页526）。《杂集时要用字七种》“自遗书发现以来，未有摹录和整理”（页745），《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残卷四号“发现至今，尚无应有的整理和研究”（页834），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张义潮变文》各只有一个反切注音（页501），凡此皆不遗漏，可见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众所周知，殷商甲骨片有缀合问题，敦煌残卷亦然。姜亮夫《敦煌碎金导言》：“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而《汇考》所做的缀辑工作在在皆是。如考辨伯3971、伯2948、斯5508、李39、斯3553五个卷子皆为释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抄卷，可洪之书早佚于中土，传世唯见高丽藏本而已，“写卷所据本比高丽本古”，更显珍贵（页1006）。 《汇考》于每种写卷都有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含标题、年月、作者、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以及重要研究论文的简要评述，校记除考录异文，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即以拟名而论，力克以前敦煌学者的误拟、泛拟、分拟三病。如将《庄子释文残卷》改为《庄子集音》（页362），更《字宝碎金》为《字宝》（页545），将伯2901的泛拟名《残佛经音义》定为玄应《一切经音义》节抄（页914），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分拟的五个卷子归在《随函录》一名之下。该书辨正前人之失的地方也很多。如否定徐邈著作一种，又确认徐邈著作一种：斯2053，“王重民认为是东晋徐邈之《礼记音》，其说不确。残卷非徐邈所作之《礼记音》，乃是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另外一种《礼记音》。……不仅为研究南朝音系提拱了宝贵资料，而且其所用《礼记》为六朝之本，在校勘上亦有很高价值”（页210）。伯3602，“王重民定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残卷，学界宗之，今经详细考证，定为东晋徐邈《庄子集音》残卷。《庄子集音》残卷之发现，……对于我们考证两晋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通过残卷所集诸家之音，与《释文》比照，钩沉辑佚，得司马彪、郭象、李轨、李颐等训释《庄子》的音义佚文二十余条”（页362）。《注音本开蒙要训》（伯2578），罗常培先生曾充分研究此卷及其他资料，而成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然所据《敦煌掇琐》录文多讹误，虽有校正，锋未尽”（页531），《汇考》作者又复补正若干则。重视文字的考辨是《汇考》“校记”的特色，《字宝》（伯2717）平声“相□倚乌皆反”，《汇考》校记：‘
’，俗字，字书未见。白居易《岁除对酒》诗‘醉依乌皆反香枕卧，慵傍暖炉眠’曾借‘依’字代之。至《龙龛手镜》始用‘挨’字，‘挨，乌皆反，倚也’，见卷二手部。”（页559）这则校记令人击节叹赏。白居易的做法是训读，《字宝》则用民间俗字“
”，1986年《汉语大字典》未收此字。校记的重点之一是辨字音，“辨字音主要引《广韵》注音作声、韵、调对比”，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咎”的注音是“旧”，校记：旧，“《广韵》在宥韵，‘巨救切’；‘咎’在有韵，‘其九切’。浊上字与去声字互注。”（页1127）显然，只有工于音韵者才能作出这样的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