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体系的几个问题

——纪念方光焘师诞辰100周年

作者简介:
胡裕树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现代语言学之父F.de Saussure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说,提出了跟语言体系相关的崭新的概念:能记与所记、体系与要素、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等,产生了革命性的效应。方光焘先生在科学地给予索氏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他及后人对上述问题解释上的片面、极端和形而上学等偏颇之处,赋以全面和唯物辩证的内涵。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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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语言学大师方光焘教授诞辰100周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南京大学还将举行“方光焘语言学说思想讨论会”,我们三位门人写了这篇专文,以纪念这位学术精深、广有建树,桃李成林、世所崇仰的一代名流,我们敬爱的老师方光焘先生。

      方光焘(1898—1964),字曙光,浙江衢县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8年留学日本,专习英语及语言学,1929年又赴法国里昂大学研习语言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F.de Saussure的语言学说,密切结合汉语实际。他在理论语言学和语法理论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很大的影响。方光焘先生又是新文学的开拓者。他于1921年在日本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最早参加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31年,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他发表许多文学评论、小说、杂文和译著,并讲授文艺学,中外文学评论等课程,是我国现代最有名的文艺理论家之一。方光焘师毕生献身教育,是诲人不倦、师道表率、感人至深的教育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

      方先生健在时,一心育才,勤于行政工作,晚年又困于多种疾病,加之治学严谨,从不轻言立说,但是留下了许多讲稿和学生们的笔记,所以自他谢世之后,认真做好他的学术著述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是弟子们的共同心愿。这些年,他的专著已有两种成书:王希杰、卞觉非、方华收集他生前历年已发表的和未刊的文字编成《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陆学海、方华整理他的课堂讲稿,经胡裕树、鲍明炜审订,编成《语法论稿》。后一书还获得1992年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类一等奖。近年,又分由陆学海、卞觉非、方华整理教材讲稿三种,由胡裕树、边兴昌审订。以上几种现编成新版《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先生语言学方面著述的整理、出版工作业已基本完成。这一结集,是他辛勤执教数十年难得留下的精神遗产,可供我们后辈学习和借鉴,也使得我们在作方光焘语言学术思想研究时,无论是追寻它的源宗,还是探讨它的发展,都可提供较好的基础。

      今年还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人索绪尔诞辰140周年。索绪尔的语言学说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传入我国。先师是国内最早吸收和运用索氏学说的学者之一。他在回顾那段过程时说:“1928年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刊行。读了以后,对语言体系又有很大兴趣,决定终身研究语言科学”。〔1〕他潜心研究索氏学说,始终坚持理论的高度,坚持与汉语的实际结合,并不断予以发扬,即使是在六十年代那样压抑的气氛之中也从不稍懈,依然全面面系统地多次讲解索氏《教程》,尤其着重理解索氏学说的真谛。因而,我们深感从事方光焘师的学术思想的释介时理应与索氏学说联系起来。

      理论问题离不开学术思想的交流与批评。对此,我们将遵循先师的不轻言批判的教导。先生曾言:“在《语言研究通讯》上有人批判我,从精神上帮助我改造世界观,当然是值得感谢的。但实际上他们对索绪尔的论述并没有怎样学过,因此就很难深入理解和批判。”几乎是同样用意的话,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也这样说过:“除非你已经弄懂了批判对象的直接含义,否则不要轻言批判。”〔2〕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学术探讨之始先宜有所理解,再能有所批评。

      方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涉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本文仅就能够体现先生语言观的有关语言体系的几个问题,作一些释介工作。

      二

      语言的记号性问题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中占有重要位置。索氏《教程》全书围绕“语言是表达观念的记号体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他讲所有的问题时,都贯串这一语言观,他的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中心。”

      记号,是所有论述的起始点。陈望道和光焘师很早就已使用这个术语。他们将记号之内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译称“能记”(Signifiant)、“所记”(signifie')。这与后来的译法“符号”、“能指”、“所指”以及许国璋又建议改用词组式的“符号施指”、“符号受指”相比,〔3〕在索氏术语的对称性上,陈、方二位的译名似更适宜。

      我们在这里说语言的记号性实际上是指语言记号的一种本质性的内涵,仅指能记、所记之间除了任意地组成记号这层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内在关系。

      索绪尔这样说:“第一个原则:记号的任意性质。能记和所记之间的结合是任意的。由于我们所说的记号是能记和所记相联结而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简化些说:语言记号是任意的”。〔4〕他指出即使人们有些自觉意识,也不明白如何来讨论这种事,“理由极其简单:任何主题,为了适于讨论都必须具备合理的基础。……·但是语言是一种任意的记号体系,它缺少这种基础,缺少讨论的充分理由。”〔5〕索绪尔用“牛”这个所记在国界的两边有完全不同的两个能记为例,证明语言记号决不是“合理的”,它的存在几乎是不能加以讨论的。其实,就拿“牛”来说,世界上大约有三、四千种语言,就会有那么多与“年”相应的能记与所记的结合。考究某个能记何以表示某个所记,其中不会存在什么必然的原因,某个所记之所以和某个能记结合也难以说出有必然的理由;某个能记表示的某个所记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单个或集合的概念),并不是非要有某种概念的中心才可以与某个能记结合,同样某个所记与某个能记的结合也并不是非结合这个能记不可。总之,任意性应从能记、所记两方面的结合来看,单说其中任何一面有任意性仍属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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