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丁未政潮是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统治高层内部爆发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式媒介的参与使得权力分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逻辑。杨翠喜案乃是丁未政潮的先声。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重新规划东北建制，派民政部尚书、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尚书、奕劻长子载振赴东北考察。途经天津时，袁世凯党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段芝贵将天仙茶园的歌妓杨翠喜献予载振，又借银十万两作为庆亲王奕劻的寿庆贺礼。1907年（农历丁未年）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段芝贵为黑龙江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月底，《京报》刊文直指奕劻父子卖官鬻爵，国内外报刊继之追踪报道。御史赵启霖将此事上奏两宫，激化了清廷内部积蓄已久的派系矛盾，这场舆论风波最终发展为群体性政争事件——丁未政潮。 关于丁未政潮这场清季高层的派系斗争，既往研究多以清流与浊流[1]、清廉派与北洋派[2]、个体抉择[3]等视角剖析其原因和影响。但考察事件过程，《京报》披露载振纳妾和奕劻受贿是导火索，此后各方势力围绕媒介资源的争夺和控制贯穿始终，“媒介化政治”的表征初步显现。可以说，媒介尤其新式媒介是清末权力分配的一个新变量，其破除了专制统治的神秘性，对广大民众形成舆论动员[4]，推动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全面转型[5]。基于此，本文以媒介化理论为视角，通过剖析丁未政潮中的媒介角色，讨论近代媒介嵌入权力结构的机制和效果，以及各方势力如何认知并应对媒介变革。 一、“秘密探事，布满京师”：杨翠喜案的媒介披露 发生于天津官场的杨翠喜案这一权色交易事件，其内幕最早由京城的《京报》所披露。虽然《京报》原报未存，但通过当时的其他报刊可以一窥究竟。例如《盛京时报》记载，“京报云，闻有三四品大员以一万二千金购津妓杨翠喜，赠诸某贵族而于某要津……京报又云，前报载某大员赠某贵人以杨翠喜一事，后闻所赂尚有银十万两、貂皮五千张，而又赠某亲贵重金，故得自闲散道员一跃而得封疆重要之职”[7]。《时报》也报道说，“段杨轶事”不数日遍传都下，“京报乃揭载之”[8]，成为都中士夫茶前酒后的谈资。其实，《京报》此前就曾将矛头直指奕劻，批评他“身居高位但于政事毫无贡献、手握实权但行事乖谬”。[9]这份敢于针砭时弊、不畏权贵的报纸，由著名报人汪康年于1907年3月28日创办，意在“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10]。《京报》的报道力度和社会影响在盛宣怀日记中可见一斑，“七月以前政界各事，均列新出之《京报》中。该报发人阴私，固属遭忌，实则漏泄秘密，为众报所无，为当道最忌。”[11] 《京报》关于杨翠喜案的报道引起御史赵启霖的关注，他于1907年5月7日上奏弹劾奕劻、载振和段芝贵，慈禧太后遂诏命彻查，但调查结果为杨翠喜与载振并无关系。5月17日，赵启霖因“奏劾不实”被革职查办。但是国内报界继续关注此事，5月至7月有近百篇社论和消息见诸报端。《新闻报》《时报》等在记述事件进展的同时，批评官场贿赂和包庇亲贵的恶劣行径，对言官处境给予同情。这些报刊认为慈禧派人在天津调查到的情况是提前安排好的，传讯的多名证人早已串好供词[12]，负责调查的官员孙家鼐“畏势徇私，敷衍塞责，不肯切实查究”[13]。《时报》更是犀利指出案件处置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自此案揭晓后，中国于是乎无真是非，朝廷于是乎无公赏罚然。”[14]当然，报刊上也不乏支持奕劻一派的文章，从根本上否认载振与杨翠喜的关系。《盛京时报》刊载杨翠喜本人的呈稿，称自己被王益孙买为使女，未与载振有牵连。[15]《顺天时报》也强调调查结果表明载振无罪，但物议沸腾已完全毁掉其名誉，他请辞的“气节尚令人可钦”，赵启霖被革职则“咎有应得”。[16]另有《京津时报》言称直督袁世凯并未保荐段芝贵升授巡抚[17]，撇清袁世凯与此事的关系。 报刊立场是办报宗旨、政治取向、关系网络、商业盈利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晚清中央集权减弱，清廷内部因政见和利益大体分化为两派势力，在朝堂上相互掣肘：军机大臣瞿鸿禨、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为一派（以下简称瞿岑集团），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一派（以下简称奕袁集团）。辛丑回銮后，清廷扶持北洋势力南下，致使两江总督职位的争夺白热化，加之丙午改制①后的一系列政治变动，积怨已久的派系之争愈演愈烈。各方势力裹挟进入政争，围绕杨翠喜案形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报刊舆论，即是当时政治博弈的缩影。此时的《顺天时报》《京津时报》等因接受奕袁集团的赞助而为其发声，他们还动用手段以“虚构事实、胡编乱造”[18]为由封禁了支持瞿岑集团的《北洋日报》，但无法杜绝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抨击。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大批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新报以揭露官场腐败为己任，对于政界人士私德有亏的现象，“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19]，积极发挥着监督功能。 汪康年曾总结清末官员的晋升渠道，“海内之人，咸知用贿之效，于是假贷鸠集，北走京师，以求弋获者，几于指不胜偻。而辇毂之下，几成为运动剧烈之场。其所以不被言官弹劾、报章摘发者，则以彼踪迹诡密，断不授人以柄也。”[20]可见权钱交易已成晚清官场的潜规则，但均隐秘地进行，舆论只能做笼统批评，无法将矛头指向具体的人和事。而《京报》则十分详细地披露段芝贵行贿的金额、时间和手段，且涉事官员为朝廷亲贵，犹如一颗惊雷在权力中心炸开，将他们秘而不宣的内幕呈现在民众面前。统治阶层原本通过权力垄断和权力主体的自我封闭，使国家权力成为公众无法涉足的“彼岸世界”，这种神秘性是占有社会财富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必要条件。[21]新式报刊的介入一改此前稳定的信息秩序和封闭状态，御史赵炳麟曾评论民间报刊，“秘密探事，布满京师，以致军机、外交及宫中举动，皆被探出，刊登报章，是欲秘其所不必秘，而反发其所不可发”[22]，导致作为统治权力特质的神秘主义不断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