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洪流中，危机公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回应悖论”——组织若急于发声可能陷入越解释越混乱的舆论旋涡，而过度沉默则被公众视为逃避责任的消极姿态。社交媒体与算法推荐迎合网络舆情传播的负性偏向，为公众构建起即时审判场域[1]，不断压缩企业的反应窗口，使“何时该说”与“何时该沉默”成为危机管理的核心难题。战略性沉默作为一种间接沟通方式，并非仅仅是不发声，而是作为组织主动重构价值共识的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工具，即企业通过策略性叙事管理利益相关者的看法，从而避免负面披露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战略性沉默的有效性依赖于对沉默决策的主动性、沉默策划的情境性、沉默维持的控制力与沉默打破的精准性[2]。 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系统性收费欺诈，将一场商业危机推至公共讨论的中心。企业以“放弃公关”为名暂停传统危机应对，表面宣称“接受阳光下的检验”，实则暴露了战略性沉默的深层认知与实践偏差，最终被公众解构为责任逃逸的消极应对。本研究以此案例为观察窗口，结合2018年华为在“孟晚舟事件”初期的回应、2023年东方甄选“小作文”争议、2025年西贝“预制菜风波”和始祖鸟“高原烟花秀”争议事件，以战略性沉默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理论方法、公关本质与文化逻辑。研究旨在阐明：战略性沉默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处于“破”与“立”之间的“蓄势”功能，即通过融合危机公关的“及时止损”逻辑与积极公关的“蓄而化生”逻辑，在沉默中实现组织更新，在沟通中实现信任修复。同时，立足中国文化语境与本土实践，构建兼具文化适配性与可操作性的本土化实践框架——“法理情”战略性沉默实践模型，为组织破解危机沟通困境、实现合法性重建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以期彰显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一、战略性沉默的理论方法 沉默作为一种非典型的传播权力，正逐渐从危机管理的消极隐性存在转变为显性策略工具。既有文献对战略性沉默的探讨呈现出从本体论向管理实践论演进的逻辑脉络。为了厘清沉默在危机公关中的合法性与策略性，本研究将从以下三个维度对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首先是本体与认知维度，探讨沉默从话语缺失转化为话语实践，兼论中国文化情境中沉默的积极意涵与传统智慧；其次是理论来源维度，审视战略性沉默作为间接传播形式的理论谱系，及其作为复杂能指效应战略行动的核心特征；最后是实践应用维度，评述危机管理情境下沉默的主体、过程与功能研究。 （一）作为缺失的沉默与作为意义的沉默 沉默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是建立在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迪厄等人的后现代语言和哲学传统之上的[3]。沉默被理解为言语的缺失，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也并非意味着失去话语权。在特定情境中，沉默可以转化为一种支配手段甚至是抗争形式。20世纪70年代，社会语言学领域开始关注沉默现象。最初，沉默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语言缺失的状态，表现为话语、意义及交际意图的空白，代表着否定、消极和失能，不被纳入互动的构成要素。尤其是西方由于受欧洲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沉默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新闻与信息的反面。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犀利地指出：“言语即文明本身。哪怕是最自相矛盾的话语，也能维系联系——沉默才是隔绝。”[4]因文化传统不同，中西文化对沉默实践的看法差别明显。亚洲文化对沉默的容忍度更高，如在日本社会中，沉默是可被接受并且通常被认为是有意义的[5]。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道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佛家“静能生慧、静能开悟、静能正道”“言语道断，以心传心”等智慧指引组织在危机管理中修习内观以通达真知、洞察本质、正心诚意，寻求符合公共价值观与社会期望的组织良善发展之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视沉默为一种语言符号，认为其具有表达和指称功能，能够在特定语境中传递信息[6]。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沉默不仅参与交流行为，甚至可被视为语言本体的一部分，提出“言语发源于沉默，并最终归于沉默”[7]的观点。艾奇逊（Kris Acheson）指出，沉默并非仅仅是表达思想的背景或空白画布，而是承载着“独立于未言明话语的意义”[8]，可以说出那些无法言说之事。尽管学界已确立了沉默的言说与意义建构意涵，但早期的探讨多局限于语言学与跨文化视角。这种“意义的回归”虽然为战略性沉默提供了学理基础，却尚未解决其在复杂舆论场中如何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被精准调优的实操难题。这正是公共关系视角介入的必要性所在。 （二）作为战略性行动的沉默 虽然早在1952年，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就在《沉默的世界》中对沉默的传播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9]，但传播学领域对沉默的学理化研究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在主流的危机传播理论中，无论是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CCT）还是形象修复理论（Image Repair Theory，IRT），均未视沉默为一种回应方式。正如迪米特洛夫（Roumen Dimitrov）所说，公共关系对沉默保持着沉默，如同公关长期遭受污名化问题一样，沉默也遭遇着新闻和公关的双重污名化问题，是公共关系领域中最被低估的概念之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