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概念体系中，正是党性、人民性、新闻宣传、新闻舆论、舆论引导、媒体融合、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舆论监督、整体真实等标识性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自主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2]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绝非偶然的主观创设，而是以历史话语为烛照，并匡正标识性概念发展的永续实践。1979年至1989年间，《新闻理论与实践》集中记录了改革开放时期新闻学核心命题的探索与争鸣，对这十年文献的系统梳理表明，“整体真实”“党性与人民性”“舆论监督”三大议题是彼时理论争鸣的核心焦点，更是一套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完整回应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以什么准则立学、以什么立场治学、以什么路径践学”的根本问题，是核心概念。现有对这三个概念的学术研究，多呈现出侧重于概念“存在性”的确认与“功能性”的阐释的一种共性倾向。如有学者从整体真实的实质、要求以及实现路径切入，阐释了其作为真实观的意义，以及其新闻实践方法论价值。[3]有学者梳理“党性人民性统一论”理论渊源，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奠基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贡献。[4]也有学者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监督相关学术研究的六大方面，包括实践调研、功能探讨、与民主法制的关系、经典作家及中共领导人思想研究、中西方比较及学术探讨等方面。[5]此类主流研究多将概念视为内涵固化的静态存在，难以解释其历史流变，更可能遮蔽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自我更新逻辑。 事实上，中国特色新闻学标识性概念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必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闻理论探索则起到了承继历史、孕育未来的关键接续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萨空了为代表的新闻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展开了关于科学新闻学的思考，而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彰显着务实精神的实践型延安新闻模式，这一脉络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彼时一众结合了历史文化特质和新闻工作规律的我国新闻学自主探索理论刊物接连创刊。 自1978年，《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研究资料》等一大批具有“新起点”意味且具有中国新闻学探索性质的内部刊物相继创刊，陈力丹在2009年《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一书中，以“现在不再出版、当时的影响力较大”为标准，选取11种过刊进行研究，呈现这批历史刊物在中国新闻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推动作用。同时，陈力丹也指出“年轻一代的论文引证的内容，一般只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整个70—80年代的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成为一代新学人记忆的空白。他们重复了太多的那个时代已经研究过的话题，还误以为是创新。”[6]如陈力丹所言，今日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普遍缺少对这些历史刊物的引用和学术争鸣，客观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学界找不到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线索，似乎新闻理论史只是某种东风和西风关系的问题，更无法回答一个学术上的重大疑惑——昨天的现实问题、今天的现实问题为何相似却未能解决——而后者关乎当下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合理性和学术价值。 本文聚焦于《新闻理论与实践》，这是甘肃日报社新闻研究所1979—1989年编印的内部刊物，创刊时间仅晚于复旦大学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0个月。彼时，该刊因地处西北而独得充分讨论学术话题的优势，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的鲁迅新闻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徐培汀的新闻学论纲，童兵、郑保卫和陈力丹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的研究都在该刊发表，该刊还持续发表了甘惜分及其他学人关于新闻事业阶级性的学术争鸣。《新闻理论与实践》不仅成为当时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发表的重要阵地，而且成为全国范围内学人探讨新闻理论的前沿平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语境，更是见证了囊括整体真实、党性与人民性以及舆论监督等多个向度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话语，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思想与理论探索的重要历史文本之一，其有意识地将新闻本质的持续探究与本土实践的深刻观照有机融通，更逐渐孕育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标识性概念。基于此，本文以未刊史料《新闻理论与实践》为文献来源，通过梳理“整体真实”“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舆论监督”三个标识性概念的时代背景与话语内涵，不仅提取彼时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独特理论品质，更借此发掘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理路，夯实三大体系的学理土壤。 二、整体真实：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提出，“在新闻真实论上，当代中国新闻本体论以‘整体真实’为标识概念”，而“整体真实是指能够反映呈现社会整体变化情况的真实”[7]。中国特色新闻学根植于本土实践，所构建的新闻真实观理论内涵，既不同于西方范式，也有别于苏式传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新闻界开始清算“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事例可以杜撰，典型可以捏造”[8]等弄虚作假的流毒，修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信任危机。《新闻理论与实践》自创办之初便开始了对新闻真实的讨论，该刊在卷首语中强调：“新闻一定要真实，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近几年新闻界拨乱反正的重要问题。”鉴于对新闻真实的认知在新闻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编者们一致认为：“除了解决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以外，很有必要从理论上端正和提高认识。”[9]据统计，在《新闻理论与实践》的230期内容中，涉及新闻真实讨论的文章约有92篇，该刊还专门在1981年第11期开辟了《关于新闻真实性问题》的笔谈会，集中呈现彼时学界三种真实观：第一，现象真实论强调新闻真实就是事物现象的真实，聚焦具体事实要素的准确；第二，本质真实论认为新闻的真实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真实”；第三种则主张“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