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公羊传》《诗经》《礼记》等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王朝治理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它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命题与主要价值取向，引导中华文明不断迈向更高层次的统一。杨向奎先生曾指出，“大一统”思想凝聚力的源泉是一种“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更占重要地位”①。其中的文化要素之所以能发挥向心力作用，是因为历代王朝重视儒家经典的政治功能，以儒家经学阐发“大一统”之旨，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清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同样延续此一治理理念，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下赋予“大一统”以新内涵。然而，美国“新清史”研究取向及其观点，否认儒家经学在清代政治文化中发挥的整合作用，忽视清朝统治者有意识地承续中国古代“大一统”传统的事实，从而产生对清代国家性质的片面理解。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政治学科定义的“政治文化”理论，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梳理清代帝王对经学的阐释及其政治实践，揭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如何逐渐接受、承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调适，最终确立“以经学为治法”的政治文化导向。其治理逻辑不仅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更源于对全方位“大一统”的追求。在此过程中，清代帝王立足于儒家经典的再诠释，以经学作为政治文化的理论形态，建构新的“大一统”含义，对臣民的意识培养发挥导向性作用，从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建立。管窥之见，敬祈大雅教正。 一、清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取向及其争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美国“新清史”研究②，其叙事理论多以“内陆亚洲”(Inner Asia)论为基础，主张将研究视角放置在“内亚”而非传统“中原”范围，并将考察对象从汉族逐渐转变为其他“族群”，于政治主体上强调清朝独具一格的“满洲”色彩。其中，以罗友枝(Evelyn S.Rawski)、欧立德(Mark C.Elliott)等人具有代表性。罗友枝主张采取“以满洲为中心的史观”，强调清朝是“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认为清朝开拓领土的主要动力源于“长城之外的政治因素”，而非“汉族士大夫所主导的政治领域”，并指出清代帝王在不同臣民前的形象不同，否认儒家“汉化”形象为其全貌③。欧立德认为，“新清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在认识论和语言学两方面都具有转向意义，前者指在破除“静态文化主义的心态”与检验“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的思潮交汇下诞生的一种跳出“大汉族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思维，后者则指在方法论上更重视汉语之外的史料④。在其历史叙事中，清朝的成功原因在于满人不单“以中原人的身份来进行统治”，“也是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⑤。此外，还有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以乾隆帝为例，提出清代皇权具有“共主性”，将各种统治方式揉入权力中，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与价值体系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促进了清朝权力的扩张，但她亦强调在清朝的“天下”观中，无论是“满洲”还是“中国”都无任何意义⑥。 以“内亚”论立说的“新清史”学者一般将清朝国家治理的成功归结为“满洲”因素的独立性，认为满人及其文化受满、蒙联盟的影响甚深，吸收来自“内亚”族群文化的精髓，融合进本族文化中，并施用于中原到边疆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还指出，尽管满族人入关后进行了“汉化”，但并未完全被“同化”，反而更注重彰显“满洲”因素，且由此影响了清朝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治理。在此种研究取向下，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对于清代政治文化、国家治理、满人民族特性及其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反而在“拒绝中心”⑦、破除“汉化论”⑧、探寻清朝“早期现代性”⑨等口号下被刻意隐没；西方后殖民、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观借人文学科知识交叉运用的名目渗透进清史研究中，难以明确界定的“内亚”“族群”等概念出现泛用甚至滥用趋势。在“新清史”的叙事框架下，清朝鼎盛时期的政治文化常被夸大为藏传佛教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清朝在所谓“内亚”地域(即清代的边疆地区)维持统治正当性的重要支柱，而其实质则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普世”主义价值作为解读清代政治文化的关键。相关论述，不仅与史实不相符合，还对清朝国家性质的判断造成了消极影响，以至于将清代中国错误地理解为一个有着自主意识的扩张性“殖民帝国”。 与之相类，日本清史学界针对清朝国家性质的研究，虽自有其发展脉络，然在牵涉清朝治下各民族历史状况的考察时，也习惯将满族人与他族的关系视为一种征服关系⑩。冈洋树、楠木贤道、片冈一忠、杉山清彦等人虽对旧研究模式有所突破，将满族人特性与其他民族相对比，以不同价值观去审视清朝整体形象，但其结论或更为重视蒙古王公与八旗宗室的“汗体制”，或主张清朝国家性质是“北亚国家”及类似蒙古帝国的“中央欧亚国家”，或认为清代国家、社会结构模式存在分节性，八旗乃至外藩秩序通过军事组织、行动来衔接(11)。由于在研究取向上存在共通点，一些日本清史学者也得出了与“新清史”类似的研究结论(12)，并随着相关学术交流的进行，提出构建“大清帝国史”框架之意图。 从总体上看，海外学界特别是“新清史”学者所提出的重视清朝多民族及其生活地域历史状况的研究主题，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结论上有较大误区。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有所回应。如钟晗指出“新清史”的“内亚”论前提已脱离拉铁摩尔的本义界限，过分夸大了中国境内部分民族的“内亚”特性；沈卫荣则认为“新清史”研究在“内亚”与“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等概念的运用上有模糊不清之嫌，在具体研究中未给出精准定义，在论述中往往过于强调藏传佛教对清朝统治者(特别是乾隆帝)的影响，且将研究者个人对藏传佛教理念的理解混入其中(13)。目前，李治亭、刘凤云、邓涛、吕文利、杨念群等学者更立足于“大一统”文明观，不仅从民族、疆域、经济等层面考察清代史实，更注重由上述所论的思想领域入手，在指出“新清史”主要观点的错谬的同时，揭示了清朝作为中华文明“大一统”王朝所具备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等特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