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势占据河陇，继而向西进攻二庭四镇，与回鹘、唐军在此地展开长达数十年的角逐。至9世纪初，吐蕃据有于阗、伊州，龟兹、疏勒、焉耆、西州、庭州则尽入回鹘之手。唐、吐蕃、回鹘三方的博弈，不仅重塑河陇与西域的政治秩序，更深刻改变当地的族群分布与文化格局，对中国西北边疆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河西通道断绝，唐朝失去与二庭四镇的信息联络，传世文献对此时期历史的记载阙如。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吐鲁番新出墓志中，保存当地唐朝官员关于战争进程的一手记录，吐蕃与回鹘的官方文献如《吐蕃赞普传记》《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亦有零星记载。有学者利用这些珍贵的地方史料展开历史研究，①但因材料过于零散，学界对二庭四镇的具体陷落时间、战争过程及影响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更多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为解决上述悬疑提供有利条件。 本文基于多语言文献的比勘考订，以吐蕃为研究视角，重构其在二庭四镇核心地域的争战历史脉络。通过复盘吐蕃、唐军、回鹘三方战和关系与互动进程，探讨吐蕃在各地的征战策略与管理模式，重点剖析其移民政策在各地的推行情况，旨在揭示唐后期西域民族结构变迁的深层动因。 一、伊州陷蕃的时间 “二庭四镇”的提法，见于建中二年(781)唐德宗所下诏书。②“四镇”即安西四镇；关于“二庭”，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因车师前后王庭故事，改西州高昌县为前庭县、北庭金满县为后庭县，当时设有伊西庭节度使，故以“二庭”指代伊西庭节度使所统区域。③ 伊州陷蕃史事载于《旧唐书·袁光庭传》，但对于其具体陷落时间，史无明言。据《资治通鉴》，袁光庭于建中二年七月被追赠工部尚书，戴密微认为伊州陷蕃即在该年。④陈国灿提出，大历二年(767)伊州初次陷蕃，后吐蕃军队东撤，贞元二年(786)沙州陷蕃后，伊州再度陷蕃。其主要依据有三：其一，永泰二年(766)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自甘州西奔沙州，伊州陷蕃应在此后；其二，吐鲁番文书(大谷文书Ot.11040《唐广德四年正月西州高昌县百姓周思温牒》)显示该时段已出现“河西军”，⑤此时西州百姓大规模征收税柴供给的“河西军”，或正是伊州之战中撤退的河西军队；其三，765-766年西州无法更新年号，仍使用过期的广德年号，可能因伊州陷蕃导致沙州、西州交通中断，767年西州年号更新，暗示伊州再度归唐、交通恢复。⑥ 近来，明代胡广所记《唐李元忠神道碑》的发现，提供了新材料。⑦刘子凡结合此碑与P.2942《唐河西节度使判集》修正之前观点。广德二年(764)凉州陷蕃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移镇甘州，其后亲赴北庭征兵，被伊西北庭留后周逸联合沙陀杀害于长泉驿。随后，杨志烈的亚将李元忠率领五千河西军队至北庭复仇，前述“河西军”即为此部军队，李元忠杀周逸事应在永泰二年(即广德四年)正月或稍早，⑧这一论点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Ot.11040中提及的“曹卿”，当即李元忠。李元忠原名曹令忠，大历七年始获赐姓改名。据《唐李元忠神道碑》记载，大历二年曹令忠的授官为“伊西庭节度兼卫尉卿、瀚海军蕃落等使”，“卫尉卿”原为本官，此次仅加授伊西庭节度使职，故此前曹令忠被称为“曹卿”。由此可知，早在永泰元年十一月曹令忠已率军抵达北庭，杨志烈被杀当在此年稍早。 765年西州无法更新年号，正是因为凉州陷蕃及杨志烈被杀引发河西动荡，并非伊州陷蕃所致。且沙州与西州间可经大海道直达，未必经由伊州。另一证据见《唐孙杲墓志》，孙杲是随曹令忠至北庭的河西军将，此后经伊西庭节度使奏闻朝廷，敕授伊州参军，⑨直至秩满(四年一秩)。假如此时伊州陷蕃，朝廷必定会收到奏报，断不至于拖至十余年后。 魏迎春、郑炳林提出另一种假设。据《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八月庚戌，赐北庭都护曹令忠姓名曰李元忠”，⑩可知此时北庭尚未报送伊州失陷的消息。另据《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宋衡“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而吐蕃围城，兵尽矢穷，为贼所陷。吐蕃素闻太尉名德……遂赠以驼马，送还于朝，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11)魏迎春、郑炳林认为，宋衡等人是吐蕃攻占瓜州时被俘的，理由是“宋衡等归唐时并没有向唐朝汇报伊州陷落，说明伊州还没有被吐蕃攻占。因此伊州陷落只能发生在777年至781年之间”。(12)该观点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可商榷之处。首先，碑文明载宋衡是在守卫敦煌时为吐蕃所俘，并非瓜州；其次，伊州不属河西节度管辖，且瓜州失陷后敦煌遭吐蕃围困，宋衡此时很可能无法了解伊州的实际情况。 《唐李元忠神道碑》载，唐朝在大历二年、五年、八年及建中三年均有朝廷中使到达北庭，(13)是767-782年朝廷与北庭间信息传递的四次窗口期。其中，大历八年四月抵达北庭的使者卫朝
正是《旧唐书·代宗纪》所载大历七年八月派出的赐名使者，其后至建中三年，9年间再未有唐使至北庭，故建中三年的遣使显得尤为特殊。 建中三年唐使抵达北庭，是因前一年北庭使者入唐促成——“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唐朝借此获知伊州陷落及袁光庭就义之事(“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14)伊州陷蕃当在此次遣使之前，而在前次大历八年唐与北庭通使后，即773-782年。进一步分析，“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15)伊州陷蕃当在大历十一年瓜州陷蕃后。瓜州陷落时，阎朝杀掉河西节度使周鼎固守沙州，北庭亦未出兵援助，导致伊州孤立无援，最终陷落。因此，伊州陷蕃时间当在大历十一年至建中二年间，故并不存在伊州“二次陷蕃”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