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作为农业的重要补充，自古以来就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在渔业资源丰富的中国南方地区尤然。对于中国古代渔业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业已取得丰硕成果。而以本文所论六朝渔业生产及其商品化问题论，则专题性研究迄未之见①。兹不揣翦陋，对此略加讨论。其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六朝捕捞渔业的两种面相 立国于中国南方的六朝，以其河湖众多，水系密布的地理优势，助力渔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又因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传统捕捞渔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面相，即淡水捕捞业发展的相对滞缓和海洋捕捞业的快速前进。 (一)淡水捕捞渔业发展相对滞缓 六朝时期，淡水捕捞渔业虽续有发展，然与快速发展的海洋捕捞渔业相较，却呈现出相对滞缓的态势。造成淡水捕捞渔业发展相对滞缓的原因，大要有二：一是永嘉之乱以后，随着北方南下侨姓士族求田问舍、占山护泽的盛行和加剧，许多原本可供自由捕捞的水域变成强宗豪族的私产，从而造成普通吏民捕捞水域的相对减少；二是南朝政府致力于农业垦殖，积极推行决湖圩田、徙渔为农等举措，在导致捕捞水域客观上萎缩的同时，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口也有了一定规模的减少，从而给传统淡水捕捞业造成不利影响。 以上述第一个原因而言，豪强士族封山占水并非始于东晋，而是自孙吴立国江南即已存在的老问题，只不过东晋以后，情况日益突出②。东晋建国伊始，晋元帝为取得侨姓士族的支持，于建武元年(317)颁布“驰山泽之禁”的法令，允许豪族封山占泽，由此形成了豪强士族封山占水的第一波浪潮。例如刁逵，“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③。又如谢玄，在始宁封禁川泽，建立“北山二园，南山三苑”④的巨大庄园别墅。晋宋易代，山泽占领依然。尽管刘裕在执掌晋末政权时已关注到封山占水的社会危害，并颁布禁断诏令，但收效甚微⑤。此后，宋文帝、宋孝武帝亦曾相继颁布过类似诏令，其中羊希提出“今更刊革，立制五条”的“占山”法令，本意为遏制权贵无限扩占山泽，但在实际上承认了山泽占领的合法化，故而六朝的封山占水非但没有稍歇，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时至萧齐、萧梁，山泽占领的情况并未改观，如南齐高帝萧道成甫一即位，便颁布诏书，明令：“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⑥然而，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⑦。梁武帝大同七年(541)亦曾下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⑧萧梁对官僚、僧尼等越界扩占封地的行为，采取“军法从事”的严苛措施，充分表明当时侵山占水的猖獗现实。总之，豪强封山占水乃是六朝长期存在而又无法祛除的痼疾，尽管历朝政府采取诸多举措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始终未能奏效。 六朝封山占水问题始终存在而又无法解决，对以渔为业的普通吏民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不可避免，进而也影响到淡水捕捞渔业的发展。如东晋王胡之在《与庾安西笺》中所言：“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荃者，皆夺其渔器，不输十匹，皆不得放。”⑨万顷广阔的水域中，没有可供渔民自由捕捞的空间，私自捕捞一旦被发现需要缴纳十疋布的罚款。晋末，“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⑩，被豪族所圈禁的湖泽，渔民捕捞需缴纳额外的“渔税”，渔民捕捞成本加重。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究其原因，豪族对江河湖池的垄断，致使渔民自由捕捞的空间受到挤压。正如西阳王刘子尚阐明山泽占领之积弊：“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11)足以说明豪族大肆圈禁湖泽为私有，导致可供渔民自由捕捞的水域范围削减。虽然宋孝武帝多次下诏禁令，但“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12)，山川湖泽仍为豪强所禁锢。萧梁时，随着封山占泽的群体由贵族官僚向僧尼扩张，越界占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意味着渔民捕捞空间的相应缩减，以至造成捕捞渔民“措手无所”的境况(13)。而丹阳、琅琊二郡，“捕水之客，不惮风波，江宁有禁，即达牛渚，延陵不许，便往阳羡，取生之地虽异，杀生之数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术。”(14)更为鲜明地诠释了豪强大肆圈占湖泽致使渔民捕捞水域资源减少，继而被迫辗转的生存困境。诸如此类，在东晋南朝比比皆是。 六朝政府曾推行“决湖圩田”的农垦之策，这在客观上对淡水捕捞渔业造成一定掣肘。自孙吴立国江左，为抵御曹魏而大兴屯垦，至东晋北人南迁，大量人口涌入，南方人地矛盾日渐凸显。尤其是三吴地区，人多地狭的客观环境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于是决湖圩田以扩大农田面积，就成为解决人地矛盾的重要方式，但这无疑压缩了渔民捕捞水域的空间。永安三年(260)，孙吴在金钱湖、古丹阳湖的围湖造田，遂成六朝时期江淮圩田的首创之举，尽管因“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及“百姓大怨”而以失败收场(15)，但其决湖圩田的实践却为东晋南朝提供了可供取资的经验。晋元帝时，晋陵内史张闿曾命百姓挑土筑堰，泄芙蓉湖水于太湖，围圩成田(16)，便是决湖圩田的一次尝试。刘宋丹阳尹孔灵符，因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而建议将“无赀之家”迁徙至“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17)，这里“垦起湖田”显然也是将湖水排尽，然后开拓成田。又谢灵运，曾在会稽东郭回踵湖，“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得到了宋文帝的许可。但是遭到了会稽太守孟顗的反对，孟顗反对的理由是，“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后来谢灵运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18)。从谢灵运两次提出决湖圩田的请求，可知决湖圩田实为当时较为常见的土地拓展方式。而孟顗坚决反对，固然是因为他是一名佛教徒，担心决湖多杀生，同时也是因为他身为会稽太守而关心民生，决湖圩田容易导致水域减少进而影响渔民捕捞水产。如著名的娄湖，在刘宋时已被士族所占，史载，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广开田园之业”(19)，表明娄湖可能已被垦殖为田(20)。除决湖圩田的方式之外，修建塘浦也是当时排水造田的一种方式。即如荻塘，“晋太守殷康所筑，围田千余顷，后太守沈嘉重修……作史者以为开塘灌田，盖以他处例观，易开为筑，易灌为围”(21)，这显然也是围湖成田的一个典型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