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了北魏洛阳崇真寺僧人慧嶷的一则故事①： 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慧嶷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经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从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已来，唯好讲经，实不闇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真，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曰，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 时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慧嶷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真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内殿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慧嶷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这则故事发生在胡太后统治时期，讲述了五位僧人在地狱里的不同经历，事涉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无最(即昙谟最)，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提供了当时佛教界的大量信息。本文将以此故事为切入点，从南北佛教之差别、舍宅为寺、洛阳石窟开凿、杨衒之撰述主旨四个方面加以研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南北佛教之差别 对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者有所谓“南义北禅”或“南慧北定”之类的说法，旨在说明南北方佛教的差异，汤用彤以“南统”“北统”来概括，他在《佛教之北统》中引唐僧神清《北山录》卷四云②： 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宋僧慧宝注：晋宋高僧艺解光时，弘阐法教，故曰华也。元魏高僧以禅观行业据道，故曰淳)。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辞行。(“生”下似夺“于”字) 南北方的佛教差异，可以概括为“南重义学，北重实行”。这种说法后来被吕澂等学者沿用，并以“南义北禅”说明南北朝佛学的“一般情况”。参与佛教南北差异讨论的学者很多，如李四龙在《以北朝解经重评“南义北禅”》中指出，在近现代佛教学术里，“南义北禅”是理解南北朝佛教的基本范式③。 夏金华在《南北朝佛教“南慧北定”特色的成因剖析》中认为，北朝佛教在佛图澄及其后学以神异道术化导世俗的作风影响下，逐步形成偏于禅修的倾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鸠摩罗什入关，也没有多大改变，反而由于罗什所译禅经的推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南方佛教自衣冠南渡以来，承袭三国以来的学风，与玄学相结合，崇尚清谈义理④。 上述现象亦在慧嶷故事中有所体现： 慧嶷在阎罗王处所见五比丘有不同的结局，其中得升天堂的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另外一位得升天堂的般若寺道品擅长“诵四十卷《涅槃》”，而同样注重《涅槃》的融觉寺昙谟最擅讲经而非“闇诵”，尽管其僧徒众多，但是阎罗王认为“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闇诵”是照背经文，四十卷《涅槃经》由昙无谶在公元421年于凉州译出，乃中国涅槃宗的根本经典，世称北本。道朗在《大般涅槃经序》中评价昙无谶的译经：“临译敬情，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⑤四十卷《涅槃经》以字数计，近38万字，“闇诵”四十卷《涅槃经》绝非易事。 历代《经录》所记昙无谶译经数量和卷数有所不同。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载为十一部(实为十二部)，但同书卷十四《昙无谶传》又说“垂二十部”⑥。此处“二十”或为“十二”之误。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载为二十四部⑦。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载为一十九部⑧。 昙无谶所译经均属大乘。《涅槃经》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此经成为佛教界探讨佛性问题所依据的基本经典，至为重要。在昙无谶所译经典中，同一部经的卷数，历代《经录》记载也不同。如《涅槃经》，僧祐在《出三藏记集》记为三十六卷⑨，但慧皎的《高僧传》记为三十三卷⑩。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则称昙无谶译本原有四十卷，宋文帝元嘉年间被范慧严、崔慧观、谢灵运等人改治为三十六卷(11)，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记与之相同(12)。 从《洛阳伽蓝记》慧嶷故事所记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槃》得升天堂来看，北魏时期应流行四十卷本《涅槃经》，而与南本有区别。 “南义北禅”侧重从南北佛教差异的角度，概括当时佛教界的一般状况，但南北差异不能绝对化。据《魏书·释老志》，献文帝“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13)，但汤用彤认为确于佛义有研求提倡者，北魏终当推孝文帝(14)。 《魏书·韦缵传》云：“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缵掌缀录，无所遗漏。”(15)《洛阳伽蓝记》记孝文帝迁洛后屡诣金墉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论议，为此还于城墙上开一新门(16)。《释老志》云：“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