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当发展成熟且边界清晰的不同产业发生交互时，产业融合的创新便自然而然发生(Heo et al.，2019)。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由来已久，各领域已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和运作机制，旅游产品天然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内容亟须广泛传播的迫切需求，使得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新阶段、小康旅游新时代，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产业迭代和改革的重要驱动力。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陆续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强调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扩大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促进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然而我国文旅融合实践正处于探索阶段，多元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之间的融合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明晰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各项因素及各因素间的复杂动态交互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文旅政策、推动我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在推动文旅融合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诚然，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文旅融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驱动要素，但仅靠技术单一维度的发力恐怕难以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全面革新，数字技术与其他文旅要素的协同作用不容忽视。刘英基等(2023)强调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组织、技术与产品三方面的创新在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整体效能。黄震方等(2023)深入阐明文旅融合的基本逻辑，表明数字技术是文旅融合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唯有嵌入文旅市场才能推动产业变革，进而实现文旅融合共生。此外，邹统钎(2021)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受到各地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策引导对于推动文旅融合至关重要。上述研究强调了文旅融合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为本研究探索文旅融合多维因素的组态路径提供了思路指引。然而，这些研究均从理论角度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进行阐释，缺乏结合实践数据对因素间复杂交互作用展开分析的量化研究。近年来，我国文旅融合的实践探索已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学界呼吁充分利用此类客观数据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展开定量分析(陈惠宁等，2023)。另外，考虑到文旅产业融合涉及因素多、波及范围广、受众规模大，各要素间存在复杂的联动匹配关系，传统的基于协方差的量化方法(如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专注于分析单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难以解释多个前因条件在文旅融合过程中作用的差异性以及各省域在文旅融合实现路径上的多样性。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对此类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非对称性关系展开分析。fsQCA方法以集合论和组态视角为基础，利用布尔逻辑运算识别产生特定结果的必要条件和充分组态(Pappas et al.，2021)，其运算逻辑有助于深入挖掘多个前因间的协同作用关系和因果非对称关系，突破了传统量化方法无法进行多条件相互依赖分析的局限性，对于文旅融合这一具备多个前因条件的复杂现象有较强的适用性(徐广平等，2020)。 理论视角方面，本研究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框架对文旅融合驱动因素进行归纳整合。纵观文旅融合驱动因素相关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探究了多种驱动因素。一方面，从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考虑，探讨了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消费需求、人力资本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对文旅融合的不同影响作用(侯兵等，2020；尹盼盼，2022)。另一方面，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切入，分析了消费需求、市场供给、科技创新、政策环境等因素如何作用于文旅融合进程(刘安乐等，2020；郑陈柔雨等，2022)。分析层次和分析视角的差异使得相关研究较为分散，难成体系，多项研究围绕相似因素进行反复检验和论述，阻碍了相关话题的深入探讨和系统框架构建。因此，有必要采用整体性框架对文旅融合驱动因素进行梳理整合。TOE框架作为一种系统分析框架，能够全面地解释复杂社会现象不同维度下的各类影响因素，是分析组织层面创新采纳的经典理论框架。另外，TOE框架并未严格规定技术、组织和环境三类要素下的具体解释变量，这一灵活性使其针对诸多领域的现象成因均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林艳等，2023)。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文旅融合是各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产业改革的一次突破式探索和创新，其间涉及到的技术应用、组织变革和环境适应等与企业采纳新兴技术进行组织革新的过程异曲同工。因此，本研究将我国各省域的文旅融合视作组织层面的创新采纳，基于TOE框架对文旅融合驱动因素进行梳理整合，并构建多维因素联动匹配模型，以期整体把握推进文旅融合的各项要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TOE框架理论为基础，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归纳影响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各项因素，采集我国31个省区市文旅融合相关数据，利用fsQCA方法分析推动省域文旅融合的条件组态和各驱动因素间的复杂动态交互，以期明晰文旅融合影响因素的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本研究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1)驱动区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组态路径有哪些？(2)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分别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进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1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1.1 文旅融合研究进展 目前学界关于文旅融合的探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文旅产业融合的概念、内涵、机理相关研究。厘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系，明晰文旅融合概念、内涵等为文旅融合理论探究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产业融合思想为参考，文旅融合被定义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之间相互渗透、交叉汇合或整合重组，逐步突破原有产业边界或要素领域，彼此交融而形成新的共生体的现象与过程”(刘安乐等，2020)。旅游产业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产业的旅游属性使得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天然的产业关联性、耦合性和互补性，二者互相产生需求拉动作用和供给推动作用(王琪延等，2014)，使得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从区域和场域视角出发，旅游的流动性可以视作文化互动变迁的重要渠道，文化场域则为文旅融合提供了空间载体(马勇等，2019)。同时，由于旅游产品和文化产品所具备的商品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文旅融合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使其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范建华等，2020)。(2)文旅产业融合质量评价相关研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质量评价意在揭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融合的程度，相关研究多以物理学耦合模型与协同动力模型为基础或以客观数据为支撑评估区域文旅融合水平。例如：黄蕊等(2017)基于协同理论中子系统间的耦合作用构建了东北三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测算模型，采用2004-2015年时序数据对东北三省文旅融合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刘安乐等(2020)采用线性加权和熵值法构建了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测度模型，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我国31个省区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状态。除此以外，经济学方法和模型也在该领域得到应用，如徐翠蓉等(2018)为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互动响应机制，采集2004年至2015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王琪延等(2014)则以北京市为例，采用投入产出法计算文旅产业关联度，从而揭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现状。(3)文旅融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明晰文旅融合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是稳步推进产业融合进程、提升产业融合效率的关键环节。学界从不同角度切入，对文旅融合的驱动因素展开了充分探索。例如：刘安乐等(2020)从动力来源角度将文旅产业协调动力解析为源生动力(消费需求)、内生动力(市场供给)、支撑力(科技创新)、调控力(政策环境)、催生力(基础设施)和潜在力(人力资源)，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动力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侯兵等(2020)则从内外部动因的角度出发，将生产互融、技术支持、产业升级划分为内部动因，将消费需求、体系共享、创意经济和体制政策划分为外部动因。考虑到不同因素在文旅融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赵书虹等(2020)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动力，结果表明，资源要素整合是基础动力，旅游需求升级是直接动力，创新变革支撑是支撑动力，企业管理决策是外在动力。表1梳理总结了文旅融合相关实证研究中提及的各项驱动因素，并将其置于TOE框架之下进行技术、组织和环境维度的再分类。由表可知，尽管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切入提出了文旅融合的各类影响因素，但是多数因素都可以纳入TOE框架体系中，由此可以避免由于情境、视角等差异而导致的概念重复、界定模糊等问题。这为TOE框架引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