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但当前鲜有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尤其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多源异构要素零散、产业体系薄弱和协作机制模糊的问题，极大地影响到该领域的建设质量，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有待突破的重难点。有鉴于此，本文首先聚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所处的时代背景，论证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科学指导-实践抓手”的协同关系；其次将“两创”背景下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引入共生理论分析框架，梳理共生单元、组建共生模式、优化共生环境，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共生模型并聚焦作为共生模式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构建问题；最后通过明确生态旅游产业体系共生模式的主要单元构成及其共生关系，探寻该产业体系的实现路径，以强化要素链接、提升资源使用率、夯实产业体系基础。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立足概念对话视角，通过解读我国前沿文化战略，结合国家公园共性特征与国家文化公园个性特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双向支撑。第二，借助共生理论分析框架，按照共生单元、模式、环境的“微观-中观-宏观”系统分类，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共生模型，理论素描其发展的动态趋势、长远规划与阶段性目标，确保实践的科学性、精准性与可及性。第三，基于“两创”背景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共生模型，聚焦其中发挥承上启下功能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共生模式，明确该共生模式的主要单元构成及其共生关系并探寻实现路径，针对性解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现阶段存在的产业体系薄弱、内生动力缺乏、“保护-开发”矛盾等现实问题。 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两创”契机 从类型学角度看，作为我国近年出现的原创性概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密切相关，后者源自美国，历史较为悠久，其强调区域资源的珍稀性和独特性，需要从概念演进层面梳理二者关系。从实践角度看，一方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要借鉴西方经验，遵循文化、经济、产业等一般逻辑，又要立足我国国情，特别是与当前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由此成为促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特色凝练、产业构建与生态营造的时代契机；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3]，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又需要通过具体实践不断丰富、开拓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是该领域在地实践的前沿之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系统支撑。目前，既缺乏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系统梳理，又鲜有对此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关系的学理分析，因而需要明确“两创”契机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带来的显著意义。 (一)国家公园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关系之辨 19世纪初，在美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南达科他州印第安文明和自然环境遭受巨大破坏，有感于此，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建议政府采取一些保护政策，即建立国家公园，保持大自然所具有的野性和原始性。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1872年)拉开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序幕，之后以保护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宗旨的国家公园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尽管各国对国家公园定义、内涵和功能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在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也相应形成了某些共性特征。例如，在最初“生态保护”理念基础上，逐步融入“文化传承”“社区(原住民)参与”“协调发展”“产业构建”等理念，并将此类理念作为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指标，极大拓展了此概念的内涵与功能，也为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的共性特点集中体现在“保护红线”“公众参与”“文化特性”和“产业引发”四个方面。首先，由于大运河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换性，因而其开发一定要保护先行。这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国家公园“保护大尺度的生态过程，以及相关物种和生态系统特征”[4]的定义不谋而合。其次，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途径8省(市)，直接辐射人群近亿人，居住人既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者，又是其保护、开发和运营主体。这与国家公园建立社区参与机制，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游憩发展的积极性[5]做法异曲同工。再次，大运河是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由此衍生的漕运、商事、饮食等风俗影响至今，沿线古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1200项、现有世界文化遗产85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0余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2处，其文化保护意义显著。这与国家公园强调的“维护历史文化的真实性，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为人们提供娱乐和科教的机会，并将之无损地传给后代”[6]理念同向而行。最后，产业体系构建是激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也是该实践由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的前提。这与国家公园在“依托本地资源和本土文化，对标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生态化，寻求生态和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7]的实践经验殊途同归。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首创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作为一种新体制创制，它既要超越中央-省-市-县的层级壁垒，又要跨越文物与非遗、文化艺术行业和实体产业部类的类型区隔[8]。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异质性主要体现为资源储备的地域性(彰显区域特色)、文化引领的显著性(国家软实力支撑)、产业体系的现代性(绿色、循环、可及)和政策扶持的先导性(现阶段仍以政策导向为主)，需要基于大运河沿线资源，尤其是特色文化资源，立足我国社会发展与人民需要，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激活大运河发展内生动力，从而释放其在文化、经济、社会和科教领域的潜力。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若要保持“文化-产业”“保护-开发”“原住民-游客”“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多维度平衡，既要借鉴西方国家公园实践与研究成果，来拓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内涵，更要着眼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以夯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相对丰富的在地经验，由此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科学指引。如，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带有国家宏大叙事特征，既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志性项目，又是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的本地居民日常休闲娱乐场所，其建筑风格、配套设施、展陈内容都体现出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特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