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推动了生产活动的碎片化与地理分布的分散化，由此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得企业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关系结构也表现出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严兵和程敏，2025）。近年来，美国实行近岸和友岸外包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频繁调整相关贸易与产业政策，联合盟友构建“供应链围堵”体系（张鹏杨等，2025；刘语默，2025），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叠加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性，暴露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Statsenko等，2025）。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相继调整供应链布局，以缩短链条应对潜在中断风险，各国政府也出台政策鼓励企业本地化生产，以国内供应替代部分进口，降低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全球供应链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近岸化与多元化的新趋势，供应链安全稳定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明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上述政策导向为分析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及其韧性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演化与深化，传统意义上相对单一的“链条型”贸易结构逐渐演变为交错复杂的“网络型”贸易关系。由增加值贸易联系所构建的全球生产体系呈现出更强的多元化与网络化特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更趋复杂，也在结构关系上体现出更高的耦合性和依赖性（吕越等，2023；杨阳和陆菁，2024；石建勋和陈亚楠，2024）。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依靠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工业门类，凭借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并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促使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网络结构中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核心节点之一（曲如晓等，2025）。此地位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获得更强话语权，也为其供应链的韧性建设与风险防控提供新的可能性。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形势下，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究竟产生何种影响？换言之，作为全球供应网络枢纽，中国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是否有助于缓解供应链中断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正是当前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尽管已有文献关注产业链韧性与供应链安全，但针对一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如何影响微观企业供应链安全的研究仍较为缺乏。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理解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宏观地位与企业层面供应链风险管理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一支文献是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相关的研究。首先，在测算方法上，以往文献多以传统贸易网络为基础，采用PageRank算法对产品中心度加权，进而得到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吕越和尉亚宁，2020）。近些年，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多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的逐步完善，相关文献主要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国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贸易网络，并测算其中心性指标（王珊珊和孙程九，2023；石建勋和陈亚楠，2024）。其次，在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上，相关文献主要围绕数智化转型（谢杰等，2025；邓慧慧等，2023；吕越等，2023）和地缘政治风险（王珊珊和孙程久，2023；张亿军等，2025；唐凯洁和杨攻研，2025）等方面展开分析。随着复杂网络的广泛应用，基于复杂网络视角研究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驱动因素的文献也逐渐涌现（葛纯宝等，2024；邓慧慧和徐昊，2025）。最后，在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影响效应上，相关研究认为，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能显著提高GVC分工水平（石建勋和陈亚楠，2024）、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杨阳和陆菁，2024）、出口国内附加值（吕越和尉亚宁，2020），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方慧等，2024）和激励本土企业创新行为（曲如晓等，2025；Ito等，2023）。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主要围绕供应链安全展开，主要集中在其内涵界定与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在内涵层面，现有文献指出供应链安全至少包含以下三个维度：其一，面对外部冲击时供应链抵御风险的能力即稳定性（耿伟等，2024）。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如地震会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并对经济造成显著负向冲击（Carvalho等，2021）。其二，供应链在遭受冲击时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即脆弱性，比如贸易政策冲击显著提高跨国供应链“断链”风险（丁浩员等，2024）。其三，供应链在受外部冲击断裂后重新适应并运转的能力即韧性。基于德尔菲法的检验证据指出，长期而言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更倾向于通过拓展合作与资源联结的“桥接型”策略，而非仅依赖内部冗余的“缓冲型”策略（Wieland和Durach，2021；Gebhardt等，2022）。在影响因素层面，现有文献主要从外部风险和内部调节两个维度展开探讨。从外部风险来看，政治风险（唐凯洁和杨攻研，2025；杨攻研和刘聪，2024；TAN等，2024）、贸易政策冲击（丁浩员等，2024）以及公共卫生事件（Bonadio等，2021）均被证实会对供应链安全构成威胁。结合中国情境来看，对外投资区位布局（张宸妍和陈雨轩，2025；郭娟娟和杨俊，2025；熊永莲和张誉夫，2024）、AEO认证相对优势（王静，2025）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许家云和廖河洋，2024；梁贺等，2025）等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此外，企业首次进入国际供应链可以显著增加国内远距离供应商引入，从而扩大供应商分布范围，能有力维护供应链安全（严兵和程敏，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