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距离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希丽,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刘宪鑫(通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电子邮箱:liuxianxin2017@163.com;孙含,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原文出处:
国际经济合作

内容提要: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数字技术距离。利用2001-2020年数据,采用系统GMM、动态空间模型、门槛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中国与贸易伙伴数字技术距离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线性及非线性影响、传导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数字技术距离越远,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中间品贸易和双边直接投资是数字技术距离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两个主要渠道。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对发达经济体的相邻经济体,数字技术距离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空间影响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相邻经济体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中国与贸易伙伴数字技术距离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均存在单门槛效应。


期刊代号:F8
分类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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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经济周期协动性(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对世界各经济体加强政策协调、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受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等世界性、特定国家冲击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2024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8%、4.3%。①2024年,中国GDP为134.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0%。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③全球各经济体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2022年,英国、德国、美国的数字经济占其GDP比重位列全球前三,占比均超过65%,新加坡、中国、芬兰、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占比则介于30%—45%。④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⑤2024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左右。⑥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数字技术差异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问题,对探究如何通过加强数字技术互联互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及扩散来调节经济周期联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周期协动根源的研究。斯特凡·诺尔宾和唐·施拉根霍夫(Stefan C.Norrbin and Don E.Schlagenhauf,1996)认为,共同的世界性冲击、特定国家冲击、特定产业冲击和特定冲击四种冲击是多国经济同步波动的根源。⑦苏小湄和谭小芬(2024)认为,近年来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呈现显著增强的趋势是国际共同冲击与外国特质冲击作用的结果。⑧二是传导渠道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杰弗里·弗兰克尔和安德鲁·罗斯(Jeffrey A.Frankel and Andrew K.Rose,1998)、孙焱林等(2022)均强调宏观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产业结构等实体渠道溢出并传导。⑨罗曼·杜瓦尔等(Romain Duval et al.,2016)、苟琴等(2025)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通过金融和政策协调渠道进行传递的。⑩让·伊姆斯(Jean Imbs,2004)、黄赜琳和姚婷婷(2018)则考察了多种传导渠道的影响。(11)

  在技术距离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技术差距理论指出国际贸易和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间的技术差距。(12)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出口新技术产品,随着技术模仿和扩散,技术差距缩小,贸易模式发生动态变化。目前关于数字技术距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数字鸿沟对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RTA)的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如何弥合数字鸿沟等。(13)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亟须考察国家间的数字技术距离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潜在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一般均衡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全面测度各经济体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度量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数字技术距离;二是从动态视角探究国家间的数字技术距离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渠道;三是考虑到数字技术距离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的时间、空间及非线性特征,采用动态空间计量和门槛模型考察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

  二、理论机制分析

  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和高创新性。(14)当各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时,数字技术冲击(Digital Technology Shock)可通过中间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从技术领先国家向技术跟随国家扩散和转移,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波动,从而影响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动性。故本文从直接路径、间接路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四个方面分析经济体间数字技术距离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机制。

  (一)直接路径

  数字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包含引进、增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国家间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技术领先国的输出意愿与技术跟随国的吸收意愿和能力亦有所不同,导致数字技术在国家间的扩散速度不同,进而影响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技术领先国发生数字技术冲击后,技术跟随国为获得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常借助中间品进口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引进并发展数字技术,以此降低试错成本,发挥后发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平台化、网络化特征使其国际扩散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有效打破了地理距离和传统贸易壁垒的制约,推动技术快速扩散。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来优化供需匹配的效率,提升经济运行平滑度,减少经济波动,系统性地重构经济周期。国际数字技术距离越大,技术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提高技术领先国的输出意愿与技术跟随国的吸收意愿,促进数字技术在国家间的快速扩散。此外,改造和替代传统生产要素有助于优化资本和劳动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国家间供需匹配效率,加强经济周期协动性。

  据此,提出假说1: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间数字技术距离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

  (二)间接路径

  1.中间品贸易渠道

  数字技术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沟通成本等贸易成本来促进中间品贸易的发展。而数字技术距离则代表两国在关键技术维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在当前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数字技术距离产生的创新梯度差是重构国际分工的关键力量,扩大并强化了产品内分工的比较优势。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主导高附加值环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则处于低附加值环节,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互补性中间品贸易发展,进而通过双边贸易的供给—需求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周期协动性。因此,数字技术距离越大,技术势能差越显著,越能够激发高互补性中间品贸易,有利于增强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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