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中国经济史学在早期阶段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在“新史学”思潮下，如何突破传统史学在经济问题上“有史料而无史学”的困境，为研究寻求理论基础；二是在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后，如何处理一般性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理解早期中国经济史学思潮更迭与研究实践演变的关键线索。在这一背景下，唯物史观作为一套能够应对此种困境的历史解释体系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它的引入使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得以超越对典章制度等内容的单纯描述，转而深入探究经济结构内部的动力与规律。 既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已有充分回顾，并且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在经济史学转型中的基石地位①。相关成果对唯物史观的传播路径、接受背景及史学影响也进行了详尽考察，表明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范式地位的确立，绝非一次单纯的理论移植，而是一个充满思想内部张力和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②。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从外部视角进行分析，尚未充分从经济史学科内在理论需求的角度，探讨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实现深度结合的学理逻辑。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经济史学早期发展阶段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应用，探讨唯物史观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转化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内在分析工具。唯物史观的引入首先回应了构建现代意义中国经济史学的内在理论诉求，重塑了其研究路径与核心议程；但在初期应用中，因对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的局限，研究一度表现出理论杂糅、教条主义及轻视史料的偏颇。无论是陶希圣将阶级形成从“经济内生”置换为“政治外塑”的理论偏离，还是郭沫若早期研究中存在的“公式主义”与“技术决定论”倾向，均显示了理论与本土史料的隔阂；针对上述不足，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史料与史观”“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性”等关键问题的持续反思与理论深化，最终确立了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实证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机结合的研究范式。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探索对于今天的经济史学研究依然有重要的价值，更为构建中国经济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启示。 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从“史料之学”到理论框架的引入 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肇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而引发的“新史学”思潮为标志③。相较于传统史学，“新史学”的目的、功能及研究方法均发生显著变化。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研究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君史”，其功能不过是为政治统治服务。他主张构建以“民史”为中心的新史学，考察“人类全体之运动进步”并探寻“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以达应付今务之功④。在这一框架下，史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得以拓展。梁启超、章太炎等纷纷呼吁学界关注关乎“民生日用”的经济议题⑤，中国经济史因而成为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中一门新兴的专门史。然而，这种视角的转变并未使经济史研究即刻在实践中发展起来。20世纪的前20年，学界虽然零星出现了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但多显粗疏，尚处草创阶段。此后，中国主流史学界深受兰克一派史学实证风气的影响，侧重于史料的考证、钩沉、辑佚、考古。尽管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已将经济史正式纳入中国文化史或国学研究的序列⑥，但当时思想界仍以重估传统文化价值为急务。加之经济史料尚缺乏系统的整理，致使偏重物质层面的经济史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在新史学的语境下，构建现代的经济史学旨在弥补传统史学研究的两大不足：一是研究视角的单一。传统研究多基于国家视角，缺乏对社会经济生活整体运行的考察。二是解释力的匮乏。传统史学在经济问题上往往局限于史实的罗列与考证，无法提供解释长时段经济结构变迁的理论框架。因此，新的经济史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零散考证，而需将其提升至对经济规律的探寻。为了实现这一转向，引入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就成为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 西方经济学的传入，适时地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工具。早期的经济史研究大多采取经济学的路径，借助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这种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维度。研究不再依照国家管理的逻辑以户口、田制、赋役、漕运、盐铁专卖等专题展开，而是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消费、生产、交易与分配的理论框架，来刻画不同时代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二是纵向维度。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人类历史演进的叙述，成为早期经济史分期的重要参照。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将经济活动视为驱动社会变迁的基础力量，并且依据生存资料获取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狩猎、畜牧、农业、商业四个阶段，强调商业社会的形成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转折。斯密的“社会发展四阶段论”，借由傅兰雅的《佐治刍言》、严复的《原富》等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译著被中国学者所熟知。这一理论为当时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第一个系统性的、以经济为标准的历史分期模型。 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虽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初步范式，但其理论视角的局限性也随之暴露。正如马克思作出的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非历史性”缺陷。这种缺陷源于其逻辑起点建立在抽象且超历史的“人性”预设之上，将由此推出的经济规律误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建构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等同于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受此视角的遮蔽，研究者往往忽视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机械地以特定阶段的经济逻辑去裁剪历史，最终无法有效解释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更替⑦。而唯物史观则是对这一“非历史性”问题的扬弃。对于马克思而言，人并非抽象的个体，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将对历史的分析建立于抽象人性的做法是武断的，正确的路径应当是回归现实的、具有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基于此，唯物史观完成了两个关键的理论转向：其一，实现了经济范畴的历史化。研究不再将“劳动”“资本”“价值”等经济范畴及其关系视为抽象的范畴与普遍法则，而是着重考察这些范畴在特定时空下的具体社会内涵与运行机制。其二，实现了动力机制的内在化。研究重心从静态分析转向考察经济结构内部的矛盾、冲突与危机，以此解释社会演进的动力。这就意味着，经济史不仅是关于价格和产量的历史，更是关于人类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约束下，通过生产活动构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