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发展新常态到人口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童玉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人口科学

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统计分析和理论推演,利用历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的4个集中表现——人口总量由增转减、老龄化快速发展、少子化不断加深、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加剧,从阶段转变性、内生驱动性、趋势延续性与内在稳定性4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指出,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核心逻辑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逻辑起点,是要转变“人口趋势规律逆转论”“人口红利消失论”“老年负担论”“空间绝对均衡论”等认知误区。文章最后提出两阶段的应对策略:短期着力适应新常态,通过制度调适、资源优化配置和风险缓冲机制,缓解人口变动的直接冲击,为深层次改革赢得时间;长期重在引领新常态,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突破重构治理体系,以前瞻性的动力转换、制度变革与技术赋能实现全方位引领。文章为构建中国特色人口治理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期刊代号:C5
分类名称:人口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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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人口总量步入负增长阶段,老龄化快速发展并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少子化现象日渐严重且不断加深,区域人口呈增减分化格局。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强调“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首次明确指出“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核心内涵,为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提供了核心语境。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是党中央对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2024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章,指出“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习近平,2024)。科学把握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演进规律,准确识别其本质特征,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同时把握发展机遇,主动适应并积极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也是推动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行稳致远的基本遵循。20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并着力从应对“一老一小”的具体部署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凸显认识、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

  “新常态”提法最早来自西方社会。2004年罗杰·麦克纳米在《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中首次提出“New Normal”(新常态)一词(McNamee等,2004),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穆罕默德·埃里安在题为“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的演讲中,再次用到“New Normal”一词(El-Erian,2010)。此后,New Normal一词逐渐被主流英语媒体采用,并被西方媒体界定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且痛苦的一种过程(张慧芳、朱雅玲,2015)。

  中国关于“新常态”的提出有着鲜明的本土语境与时代特色。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新常态”概念(赵建英,2023),随之通过系列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与发展内涵(张占斌,2015)。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直接推动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相关新常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但随后也出现了城市新常态、旅游新常态、人口新常态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迁移性现象和研究泛化。

  2023年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人口发展新常态”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也重新激发了人口学界的理论关注。国内学界对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1)人口新常态的表现特征。学者们对人口新常态的外在表现存在多元化认识。如部分学者认为人口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趋缓(或负增长)、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城乡结构变化与城市化加快等几个方面(翟振武,2015;蔡昉,2023;贺丹,2023),但也有学者将人口规模巨大(原新,2024;贺丹,2023)、低生育率(翟振武,2015;廖建锋,2015)、性别比失衡(翟振武,2015;魏益华、迟明,2015)、人口素质提升(李建民,2015;贺丹,2023)、少子化(贺丹,2023;晏月平、韦思琪,2018),家庭规模缩减(翟振武,2015;廖建锋,2015)、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原新,2024;贺丹,2023)纳入人口发展新常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中。(2)判断依据和特征识别。当前研究呈现“重现象描述、轻理论建构”的特点。大多数学者从现象描述取向出发,直接将当前中国人口方面呈现的重要现象等同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的表现,却没有给出依据。仅有个别研究指出,人口发展新常态应当具有稳定性和趋势性(翟振武,2015;魏益华、迟明,2015)以及结构性(晏月平、韦思琪,2018)等特征。(3)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影响。学术界从多重视角探讨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影响,涉及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影响(李建民,2015;晏月平、韦思琪,2018)、社会治理(原新,2024)、“三农”工作(蔡昉,2023)、人口政策调整(翟振武,2015)。(4)关于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政策研究。这方面的学术性研究不多。只有个别学者提出认识、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三阶应对政策框架(贺丹,2023),或者建立“理性认知—主动适应—战略引领”的治理逻辑(郭义盟,2024)。

  上述关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在诸多人口现象及动态变化中哪些属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目前学术研究中并没有给出学理上的判断依据和标准;(2)关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核心特征、内在规律和变动趋势,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3)应用研究方面存在策略性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适应和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递进关系以及具体策略有哪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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