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蒙一家”到“五族共和”：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历程

　　十九至二十世纪，欧亚大陆诸多传统帝国被“单一民族原则”瓦解，分散成若干面积较小的国家。此转型过程通常遭遇内部民族主义和外部力量干预的双重碰撞，如安德森总结：“十九世纪晚期的帝国太大而且散布范围太广，因此不是一小群本国人所能统治的。”①与此对照，中国曾面临相似问题却走出不同道路，这得益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稳定了内蒙古。②

　　辛亥革命前后，“帝制—共和”转型不仅冲击内地，更引起蒙古剧变。通常认为南北双方适时推出“五族共和”政策稳定了边疆，但“共和”意味着政治、文化新秩序，在实践中有一定接受过程。内蒙古王公们在清朝“满蒙一家”的政治方针下，长期拥有特权，难以骤然接纳“五族共和”所倡导的平等，加之外蒙古库伦当局拉拢、俄日两国渗透，造成内蒙古动荡。亲历者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极度担忧“各蒙旗万一无力抵制，一旗失败则各盟均生疑惧”，③日本更断言：“采用共和政体……不愿屈居汉人共和制之下的满、蒙、回、藏各族势必分裂出去，甚或依附其它强国。”④

　　边疆危机消弥的过程同样也是民国重塑多民族统一格局的过程，对此问题学界已有关注，但既往研究或围绕孙中山思想、或以俄日影响为主线，⑤忽视了边疆对“五族共和”理念的接纳过程。学界在利用日本外务省、俄国、蒙古国档案的同时，却对中方史料尚欠挖掘，因此尚未理解北京政府在困境中如何重塑多民族统一，如日本学者橘诚直言现有研究“尚不能揭示袁世凯的怀柔方法”。⑥就此，本文关注“五族共和”理念以外的实际政治运作，探讨清末政治转型如何引发内蒙古王公分歧？东北亚各政治力量如何在内蒙古角逐？在辛亥革命力所不及之时，民初北京政府又如何利用清朝旧制使内蒙古接受新政体？

　　一、清末“满蒙一家”的分歧

　　在地理上，内蒙古是长春、沈阳、北京、西安、兰州等北方首要城市的靠背，对维护国家安全极其重要。在历史上，内蒙古是中国各民族区域制度建设参照的样板：无论清初的盟旗制度、民初的“五族共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都首创于此，其对确立边疆政策极其重要。盟旗制度下，清朝将漠南蒙古分散为六盟四十九旗，极力避免各旗王公联合。分散原则下的蒙旗很难联合在一起，更难出现核心人物。在蒙旗内，王公世袭担任扎萨克(旗主)，对旗内经济具有支配权，自治性较强。但清廷通过年班、内廷当差和联姻制度对外藩蒙古进行笼络，许多蒙古王公家族世代与宗室通婚，并担任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等荣誉性差事，与皇族亲如一家。通过以上政策，很多蒙古贵族长期驻京：“世世有甥舅之戚，宿卫内廷，宴赉如诸王。其额附专爵，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师府第，城中相望。”⑦因满蒙政治联盟而身份优越。

　　清末内外交困，朝廷打破传统平衡，在内蒙古大规模官垦游牧地，使之纳入全国财政体系。新政降低了蒙旗自治性，不仅使中央政权干预蒙旗经济，更使内地行政系统向蒙旗扩张。朝廷为吸纳内地劳动力开垦边疆，在移民较多地区设立州县，甚至迫不及待先设治所招民，导致“新设之厅州县，则以官招垦，故官虽设而垦尚寥寥也”。⑧于是在清末十年间，府厅州县如雨后春笋般在内蒙古腹地冒出，如表1：

　　

　　随着内蒙古的州县官吏增多，当地“行政、司法之权，均责地方官吏，……以政事分权限，不以蒙汉分权限”，⑨使朝廷对蒙古地方管理由单一走向多重。⑩站在朝廷的角度讲，这是充实边防的便捷方法。俄国政府观察到“以中国人开拓蒙古土地，……内蒙(注：指东部)已变为黑龙江省和奉天省所属区”，认为该政策“是为作好长城以北与中国内地统一之准备”，(11)必然威胁俄国的远东利益。清廷解释放垦是“发展该地区文化和经济，既无政治背景，也不针对俄国和俄国之利益”，(12)但蒙古王公们不这样看待新政，他们的自主性和优势地位消退，因此强烈要求朝廷“切勿破坏自古建立的蒙古制度”，(13)激进者海山更明确指出：

　　在盟旗境内所设的州县，对于蒙旗的权力侵蚀甚大，尤其是司法权……判决死刑的权力，则是操之于在北京的官府。对于汉民的诉讼，更是无权处理。其审判必须移交，由临近州县执行……蒙古人的诉讼永不会得到公平的判决。所以必须设法争取蒙古盟旗司法权的完整，这样才可以保障蒙古人民的权益。(14)

　　由此从新政开始，朝廷与蒙古地方显现出分歧。

　　由于清廷长期实施的分散治理政策，在蒙古地区与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面对这种分歧反应不同。长期居住蒙古地区的王公，尤其是内蒙古西部王公较为保守，消极抗垦一番便被动接受朝廷举措；(15)内蒙古东部王公接触风气较新，以他们为主的驻京王公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自主表达需求，才能协调朝廷与蒙古地方关系，方可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五日(1911年12月24日)，贡桑诺尔布、博迪苏、那彦图等人在京发起“蒙古王公联合会”(或称“蒙古同乡联合会”)，并拟在蒙古各处设立分会，规定各旗均需参加，以求及时互相联络。联合会宗旨第一条“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赞成新政以来推行的改良；宗旨第二条“保存权利、联络全体”，谋求蒙古王公联合对蒙古进行统一领导。(16)这个团体打破了二百年来清廷对蒙古的分散管理策略，谋求集体性，是蒙古联合性尝试。而联合的目的，更多的是以自身为主导发展蒙古地区政治经济面貌，而非消极接受朝廷新政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