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现代化的辩证统一既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也是被马克思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特征。马克思现代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世界历史理论为视野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的霸权，揭示了文明演进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多样性可能，为突破资本主义单一现代性提供了思想坐标。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以文明冲突、技术异化、生态危机等新形式不断加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文明多样性与跨越式发展的真理性，更迫切要求我们从世界历史高度重审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探讨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既是解码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自觉的理论钥匙，也是摆脱当代全球文明困境的思想资源，更是推动人类文明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根基。 一、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思想变革：唯物史观的文明结构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丰富的思想渊源。15—18世纪“地理大发现”与环球航海的完成促使欧洲人的历史意识突破了地域性局限，人文主义思潮与启蒙运动的兴起取消了神对人类历史的主宰并恢复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影响使英国崛起为“世界工厂”。这些历史事件既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冲击了以民族与地域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传统，又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促进欧洲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而引起了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历史的哲学反思，而“文明”概念正是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被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伏尔泰“第一次概述了文明的普遍历史”[1]，卢梭提出“野蛮-文明”分析结构推进了文明观念发展的历史，马兹利什将启蒙主义文明观划分为“殖民意识形态”“欧洲意识形态”两种类型，并企图通过“将文明与全球化结合起来”[2]推动当代欧洲文明观念的进步。不可否认的是，启蒙主义文明观始终存在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文化本体论”①为哲学基础；二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世界视野。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是从唯物史观审视世界历史的理论结果。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规律进行考察，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生产体系的形成作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为其现代文明观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现实视野。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将人的物质劳动实践及其生产方式作为文明的基础，将整体的世界历史作为考察的现实范围，超越了启蒙主义文明观“文化本体论”的哲学基础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视野，使文明观研究既立足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又回归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然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并非从来就有，而是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展开而逐渐形成，对启蒙主义文明观的思想革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超越“文化本体论”。在全面阐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用卢梭“野蛮-文明”的相对主义结构来区别人类社会的落后与先进、低级与高级两种发展状态，如“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到现在”[3]556。这种相对性的“文明”概念意味着马克思此时还未在野蛮与文明之间设定客观清楚的划分标准，但这种模糊性在聚焦“资产阶级时代”时具有了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运用‘文明’一词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时，其文明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4]。马克思指出，机器大工业“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566。而这里的“文明国家”以及同时期出现的“文明社会”“文明世界”“文明民族”等复合概念实际上均指“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此前的论断亦与此相呼应：“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3]97然而，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聚焦并非理论向现实的“坍缩”，而是找到了一把“解锁”世界历史的“钥匙”。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将“野蛮-文明”的相对性结构用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质”，“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690。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明观，它并不把现存的文明形态视为不变的“文化实体”，而是视为历史的产物和复杂的矛盾体，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整体历史趋势中审视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在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对马克思此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世界历史理论提出了挑战，推动马克思通过古代社会研究和东西方社会比较拓宽其文明观的历史视野。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研究中扬弃了“野蛮—文明”相对性结构，肯定了摩尔根“蒙昧—野蛮—文明”的系统性结构，并“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6]15。作为这一理论意图的具体执行者，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时代划分标准进行了系统性改造：“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6]38同时，恩格斯将私有制、专偶制家庭、国家的建立作为文明时代的形成标志，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6]196，且主要表现为“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三大奴役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为以往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文明分析结构，而且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文明判断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绝非世界历史的唯一“中心”，以俄国、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文明地位和文明价值。因此，马克思并不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经阶段，而是认为俄国可以发挥自身作为文明主体的能动性力量，利用“农业公社公有制”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的内外双重优势，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之路。马克思甚至认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7]572马克思现代文明观对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从理论上既为东方社会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道路，更为世界历史的文明多样性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