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与大国博弈的复杂交织，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其政策调整①不仅标志着美国国内经济战略的转向，更成为全球化进程与多边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产业贸易政策②选择牵动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全球供应链安全以及国际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其矛头最终指向必然是遏制中国崛起（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2022）。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竞争大方向，但主要通过多边合作与规则谈判谋求优势；特朗普则更强调单边与交易，以直接施压换取利益，其政策逻辑与风格已明显分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制造业回流”“高关税壁垒”“技术封锁”等政策，本质上是对全球化分工体系的逆向操作（Baldwin，2016；Rodrik，2018），试图通过强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重塑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这一调整面临三重现实困境：其一，美国国内高通胀、高债务、高财政赤字与高利率并存的“四高”困境，迫使政策制定者在刺激经济与抑制通胀之间艰难权衡；其二，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的现实与“去中国化”布局之间的矛盾，体现供应链重构的长期性、趋势性与复杂性（Lund et al.，2020）；其三，中美战略竞争从贸易摩擦向技术封锁、规则制定权争夺的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风险（Evenett and Baldwin，2020）。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策的调整不仅关乎美国经济复苏的成败，更将对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国际规则有效性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深远影响（Wang and Miao，2024）。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美国产业贸易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如何？其政策工具的选择如何平衡国内政治需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目标？这些调整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多边贸易体系及中美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和效应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亟需构建综合性、系统性、跨学科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根基融合了地缘政治经济学与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双重视角。地缘政治经济学强调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Baldwin，2016），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本质上是将经济工具地缘政治化，通过关税、技术封锁等手段遏制竞争对手（Bown，2025），维护美国霸权。例如，技术出口管制不仅出于经济竞争需求，更服务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战略竞争优势。新国际贸易理论则聚焦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全球价值链分工（Krugman，1980），为分析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成本收益矛盾提供了微观基础。此外，战略互动理论将中美博弈视为动态的“囚徒困境”（Jervis，1978），美国的技术封锁可能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而中国的反制措施（如稀土出口限制）亦将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Shen et al.，2024；Zhang et al.，2024）。通过上述理论的交叉视角，本文试图揭示特朗普政策调整背后的经济理性与政治考量的矛盾性，并据此逻辑链条构建“美国产业贸易政策（中美战略竞争）—全球地缘经济格局重构—中国应对策略”的分析框架，以弥补现有研究对跨学科机制整合的不足。 既有文献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政策（如关税战、供应链重组）已有较多探讨，但对第二任期政策调整的系统性分析仍存在显著缺口。其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导致技术封锁的经济效应与地缘政治动机之间的关联尚未被充分探讨。多数研究或偏重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博弈，或局限于经济学模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未能揭示政策工具的多重属性。其二，现有文献多聚焦短期效应（如关税对通胀的直接影响），但对长期结构性后果（如全球供应链分裂、多边规则失效）的机制分析不足。其三，对中美互动双向性的忽视较为明显。现有研究多强调美国对中国的单向压制，但中国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区域合作反制美国政策的研究仍显薄弱。其四，多极化趋势的理论解释欠缺系统性，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如何加速新兴经济体“去美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构建清晰的理论模型（Arslanalp et al.，2022）。这些不足导致学术界和政策界对特朗普政策调整的全球影响缺乏系统性认知，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有鉴于此，本文以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产业贸易政策为切入点，从全球经济治理与大国博弈的双重视角展开研究（翟东升等，2025）。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点：一是研究视角，从理论层面突破单一学科局限，融合地缘政治经济学与新国际贸易理论，揭示美国政策调整中“权力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互动机制。例如，技术封锁不仅是经济竞争工具，更是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战略手段。二是方法论上，将宏观战略、政策工具与具体机制相结合，形成了兼具解释力与预测力的分析框架，为系统理解美国政策逻辑及中国应对路径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工具。三是政策层面，提出三重启示：对美国而言，单边主义政策可能加速美元霸权衰落，并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对中国而言，需以“内循环”为基础，通过“一带一路”与区域合作构建“平行供应链”；对全球而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但需警惕规则碎片化导致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缺失。这些结论为理解全球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同时这些问题的解答对预判全球经济秩序演变、制定中国应对策略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二、特朗普再次执政背景下的中国政策因应逻辑 特朗普于202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其执政背景与2017年相比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国内长期积累的通胀与债务压力进一步凸显（Gourinchas，2024），国际贸易格局与安全体系加速重构（Bown，2025），中国及新兴经济体崛起引发的多极化趋势持续深化，共同构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解这一背景是剖析特朗普第二任期产业贸易政策调整逻辑的核心前提，而中美战略竞争作为时代主题，更凸显了研究的现实必要性。这种差异在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纲领中已初现端倪。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其政策选择不仅基于经济逻辑，更深刻反映了国家利益与综合国力的博弈本质（Bergsten，2022）。理解这些宏观背景是剖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产业贸易政策调整逻辑的核心环节，中国因应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内在逻辑究竟何在，正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