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新能源、低碳经济和数字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历程。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900万辆，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①。就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历史性跨越之际，美国、欧盟等国家“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②，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采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手段。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后文简称“华”）政策经历了从合作、竞争到保护的动态演进。2008年以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欧盟与中国合作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2008年美国率先推出电动汽车补贴政策，美国、欧盟与中国开始转向竞争阶段，各国通过消费侧与生产侧的双向补贴推动了各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中国在201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随后，2018年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及关键组件加征25%的关税，开启了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贸易保护阶段。欧盟则在2023年发起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标志着欧盟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采取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2024年9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通知，自2024年9月27日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上调至100%、电动汽车用锂电池和关键矿产关税上调至25%。欧盟紧随其后，在10月29日正式公布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加征7.8%～35.3%的关税。 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内部结构高度复杂，但其核心环节集中在关键矿产、锂电池和整车制造3个方面。首先，上游石墨、锂、钴、镍等关键矿产常用于合成电池组的正负极材料，是决定锂电池性能的关键因素。中国拥有丰富的石墨资源，2023年出口的天然石墨占世界总出口的67%，合成正极材料的矿产资源则主要分布在中美欧等主要国家之外，如澳大利亚、南非等。其次，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是新能源汽车区别于传统汽车的核心所在，占据整车成本的40%左右。全球前十大电池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2023年宁德时代全球市占率达到37%，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在技术与产能上均保持领先地位。最后，整车制造不仅是供应链的最终呈现，还是全球产业竞争的焦点，各国在成本、技术和市场上的较量日益激烈。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和快速扩张的出口能力加速进入欧洲、东南亚等市场；美国特斯拉仍在高端市场保持领先；欧洲传统车企如大众、宝马、奔驰等积极迎接电动化转型，凭借品牌和渠道优势稳固其市场地位。因此，从供应链的视角来看，美欧近期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税政策，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特定产品或行业的贸易保护，而是针对供应链全链条的保护与竞争。 根据《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4》报告，2023年中国、欧盟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3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市场份额分别为59%、18%和10%。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占据核心位置，2023年中国出口了世界30%的新能源汽车和70%的锂电池③，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市场，还在动力电池市场处于领导地位，拥有从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制造到整车装配的完整供应链。比亚迪是中国高度垂直整合供应链的典型代表，几乎覆盖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所有核心环节，堪称“矿到车”模式的样板。通过控股比亚迪锂业布局上游矿产，在青海盐湖开发碳酸锂资源；中游环节自主生产采用磷酸铁锂技术的“刀片电池”，并由旗下比亚迪半导体供应车用芯片；下游环节则在西安市、长沙市、合肥市等整车基地实现量产，2023年出口至欧洲、东南亚、拉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美欧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紧密交织，中国主要作为供给方，出口了43%的新能源汽车、37%的锂电池至欧盟，出口了22%的锂电池和17%的关键矿产至美国。在欧洲市场，上汽名爵MG4作为上汽集团的主销纯电车型，凭借2.6万～3.3万欧元的低价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畅销，若欧盟对上汽出口电动汽车加征35.3%的高额关税，其价格优势将显著削弱。欧盟和美国主要作为需求方，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不同环节依赖于中国供给，欧盟进口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分别有45%和84%来自中国，美国进口锂电池和关键矿产分别有58%和53%来自中国。尽管特斯拉等美国车企在高端车型中保持较高的本土零部件比例，但整体仍存在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如特斯拉标准车型仍使用宁德时代在中国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通用汽车为维持第二代雪佛兰Bolt生产，将在高关税情形下继续从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进口电池直至2027年在美国自产磷酸铁锂电池，福特则拟通过授权方式在其密歇根电池厂引入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技术以绕过进口限制。因此，美欧不断升级的经贸摩擦，不仅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造成直接冲击，也会对美欧自身以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欧盟在对华关税政策和贸易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结构性差异。首先，美国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保护强调在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可以看到，美国对华关税并不仅仅针对新能源汽车，还对上游的锂电池和关键矿产加征关税，关税结构具有典型的“沿供应链”特征（伯恩等，2021），而欧盟关税仅针对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其次，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供给依赖集中于上中游的关键矿产和锂电池环节，而欧盟则在中下游的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环节对中国更为依赖。在美国和欧盟几乎同时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关键时刻，量化评估此轮关税冲击对中国、美欧以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产生的影响，并明确其中的内在差异和作用机制，能够为中国进一步合理应对、精准施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