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是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在社会学方法论中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分类。理论研究侧重于概念建构和逻辑推演，是对社会现象的抽象解释与框架化理解，它更多地处理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内部的逻辑问题，以概念辨析、命题建构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而实证研究则直接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需要依赖经验数据，以田野调查或统计数据为分析资料。在实证研究范畴内，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一直伴随着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范式并举的状态，也持续存在两大范式的强弱、重轻、优劣、高低之争。进入21世纪以来，此种争论从未停息。本文认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选择，更深层次上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路径、知识生产范式、学科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思考，其争论在本质上是运用何种方式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这场研究范式争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定性研究范式基于人文主义传统，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丰富的意义、经验和过程，强调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和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定量研究范式则基于实证主义传统，主张社会研究应当追求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普遍适用性，致力于建立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法则。“二战”后，全球社会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随即经历了明显的量化转向，同时定性研究范式仍然持续发挥影响。20世纪末，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之争聚焦到何种方法范式能够更好地从有限研究资料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最终，这场争论促使双方开始反思自身方法的局限，寻找弥合分歧的可能性。 在这场持续的对话与反思中，一个重要的共识逐渐形成：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远非单一方法所能完全捕捉。研究范式的争论开始从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兼容并蓄的多元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混合研究方法应运而生。所谓混合研究方法，是在同一项研究中整合定性与定量方法，以期获得对研究问题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一方面，混合方法尝试从典型个案或部分研究对象中发现新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混合方法也基于研究对象总体或代表性样本来严格论证其理论逻辑的条件性。混合研究方法的产生预示着，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时，研究人员正在逐渐超越方法论的门户之见，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更加灵活地选择恰当方法，特别是探索不同方法的有机结合，令其形成合力，协作实现研究目标。 本文写作目的有三：第一，回溯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在中西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趋势，从我国近15年来主要专业期刊发表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展示两大研究范式的并存局面和新趋势。第二，分别概括定性和定量两大研究范式的特征，阐述各自对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不同核心作用。第三，深入考察定性与定量两大研究范式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集中讨论混合研究方法对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 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西方社会学中的争论 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学发轫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英、德等欧洲国家，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逐步扩大其影响，取代欧洲成为国际社会学的领潮者。定性与定量的研究范式之争，一直贯穿欧美社会学发展史，至今未有明确定论。我们从哲学根源、早期争论、后现代主义挑战等方面简要梳理这一历史。 (一)哲学根源：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是欧美社会学的两大哲学传统，前者推崇定性研究，后者坚持定量研究。人文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是行动者在互动中主观建构的，其意义和内涵必须通过深入理解和解释才能把握。人文主义代表人物韦伯主张，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事实，把各种社会现象还原为可理解的有意识的、有意义的个体行动是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定性研究范式由此而生，它致力于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丰富意义、经验和过程，强调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和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定性研究范式关注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典型个案的深度剖析及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发展。 与之相对，实证主义则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和科学方法加以测量和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和他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运用便是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研究应追求客观性、可验证性和普遍适用性，尝试建立类似自然科学的普遍法则。基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过程的数量化、客观性和普适性，旨在从大样本中发现宏观社会结构、趋势及概念间的相关关系，并力求将研究结果推广至更广阔的社会总体。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分野，奠定了两种方法论长期对话与争论的基础。① (二)早期争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 进入20世纪，全球社会学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在美国社会学发展早期，这种方法论的分歧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学者以其对城市生活、越轨行为等社会问题的深入定性研究而闻名。他们偏爱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生活史等方法，强调对社会现象的“自然主义”理解和“局内人”视角。罗伯特·帕克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退休后曾在中国有过短期授课的经历，费孝通是听课学生之一。从这一历史视角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传统也影响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定性研究发展。 “二战”后，哥伦比亚学派的发展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社会学的量化转向，学者们侧重于大规模调查、精确测量和统计分析，强调通过这些定量方法提升社会学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在这一时期，定量研究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社会学明显的量化转向使得大规模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成为研究方法的主流。这一转向与美国政府和各种基金会为应对社会问题而尤为支持实证数据的获取密切相关。各高校的社会学系普遍设有专门的量化方法课程和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具有扎实统计基础的社会学家。然而，即使在量化主导的时代背景中，美国社会学也保留了强大的定性研究传统，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越轨社会学等领域，定性研究的影响依旧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