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立？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设想。而与此有相似之处的更早的一个提法是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它源自民国时期第一批留学回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学者的呼吁，后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再次兴起。但由于其间充满争议，尤其被西化学者所否定，再加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重心是向外学习和借鉴，以致其进程被搁置了很久，直至近来开始倡导自主知识体系，相关争议大为减少。一个学科如何发展，很多时候不是表决心、谈觉悟、说必要性、给出方向、想出几条建设性意见的文章就可以实现的。当然也不是那些一味反对、否定或嗤之以鼻的议论就能心安理得的。这条道路如何可行，关键取决于我们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深入学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辨识以及对自身知识体系建设的实践，包括最终能拿出什么样的成果来。因此，所有的议论、评估以及预测都要建立在学习、辨析和多方位尝试的基础上，仅仅靠争论、鼓吹或反对等是回应不了这一学术使命的。 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从概念开始 在此篇论文中，笔者打算探讨一下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问题。其理由是，如果一种自主知识体系没有概念做基础，那么无论如何大张旗鼓，大体都是空谈，也会在热闹一阵后偃旗息鼓，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推进。我们认定西方有它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因为西方学者所形成的社会科学(及各分支学科中)都有一系列的或一整套的概念作支撑。显然，概念是判别知识体系有无的重要标识，也是理论建构的最小单位，更是证明理论创新的依据之一。如果一种知识没有自己的概念，那么接下来的分类、命题、法则、定律、模式、理论等都无从谈起。很多时候，即使实证研究者重视经验研究，但如果没有概念来构成其假设，那么这种研究又能证明和检验什么呢；又假如对于一个专业学习者，如果他没有弄懂专业概念，如何可能证明他学过此专业；至于同行之间，如果学术交流中产生了争论，难道不是要建立于共同概念定义的基础之上？更不用说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其观点是以概念作基础来进行陈述的。 我们说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自主知识体系即表明我们很大程度上在使用其他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认为，许多概念、理论及方法应该被所有学术从业者使用，不应该对其做地域、族群或文化上的区分，即学术体系乃天下之公器。这是一个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扩张出来的大道理。如果将此道理放到社会科学中来讲，问题不在公器本身，而在不同地域、族群或文化里的学者运用起它们来是否合适。在自然科学方面，人类共享宇宙太空、地球和物质世界的研究成果，但在社会科学方面，人类却不共享一种信仰、制度和生活世界。所以我们在使用知识体系时会考虑到语言、历史、体制、观念、习俗以及社会交往等的差异性，即会有地方性知识。进一步说，就人与社会的知识而言，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但难以走向同一。更何况，我们也不希望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一个理论、一种方法和一套概念系统。或许这里有人会辩解说，公器的意思不是指有一种统一的知识，仅仅强调其公用性，可问题是为何中国学者一想到公用就停留于“用”而不想到“贡献”呢？所谓构建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根本之意就是希望中国学者要对世界知识体系有所贡献。比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提出“轴心时代”时会想到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及列子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学说。① 一种知识体系假如没有自己的概念，就意味着它还没有迈出第一步。比如，当一项研究是源自或延续他人的概念时，这个研究不能轻易说是自己的，因为其来源和探讨上的积累都缺乏自主性。当然，更多的可能是，不是什么研究都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创概念，一个学者在共有的和已有的概念基础上也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论，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学者都在关注同一个议题，但这依然还是要看中国学者是否提出了优于其他人的理论。但目前的情形是，无论是概念还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都相对缺乏。这倒不是说缺乏就一定有什么错。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毕竟还是在原有知识体系内打转转，鲜有重要创新。或许，还有人会反问，我们干嘛要搞自主知识体系，来自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共同耕耘一个研究领域不是很好吗？是的，的确很好。但这里的很好是道理上的好，不是事实上的好。事实是处于这种想法中的人通常只愿做既有知识的附会者或传播者。我们这里不去细述不同学科里的不同研究，单以大学各类社会科学教材而论，便可明显地看到里面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的贡献，更没有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如果一个入门者从这里开始他的进阶学习，他的确会相信并承认这个专业是由一些与中国不相关的学者支撑起来的。这种思维定式也是许多后来自己成为学者之人对自主知识体系表示反感与不认可的缘由。 当然，中国内容在教材中也并非绝迹。有的部分主要在为西方概念和理论提供经验材料，而一旦进入学理讨论，就没有中国学者什么事了，除非这个中国学者自己早已融入西方理论，其研究本身就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教材中有些中国痕迹是西方学者提供的，是他们认为这个研究好，可以放入他们的教材当中。而翻阅国内学术期刊论文和论著，绝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文献梳理和评述、实验结果、社会调查报告和各种数据分析阶段，概念和理论的事情很少有人关心，因为这些经验材料都在验证现有的概念和理论。 不过以上看法绝不能误会为我们在编写教材时要刻意地或强行地加入中国内容。既然没有，加入什么呢？所以不是加不加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同民族感情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倘若另一种知识体系能够很好地研究中国、解释中国，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提供有效的有益的答案，那么无论一个人怀有怎样的民族感情，也是没有必要建立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所以一切问题还是在于，由另一文明体系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在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文化时是否契合或存在局限性。众所周知，有些共通的理论和概念的确有解释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但并不都是如此。由于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民族、文化、信仰、环境、生态、观念、习俗及生活方式等，许多研究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许多知识需要我们自己去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