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至秦市亭陶器的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流通问题初探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一些遗址和墓葬经常出土格式为“地名+市/亭/市亭”的陶文①。对此，学界已有广泛关注，并在地名考证和陶器生产等方面有了很多研究，认为市亭陶器由各地市场管理机构经营的制陶作坊生产，并被允许在市场出售②。后晓荣系统整理了出土和传世的市亭陶文，对其时代和性质有了新的解读，认为这些陶器是秦征服和统一过程中在各地设立的市亭生产机构的产品，其年代主要在战国晚期至秦代，部分可以上溯至战国中期，少数发现于西汉遗址或墓葬的市亭陶器属于秦器汉用③。

　　考古材料所见的市亭陶器至少来自战国晚期至秦代的16个郡40个城邑④，这些城邑的市亭机构应均有陶器生产的职能，但各地市亭陶器发现的数量和报道详略悬殊。市亭陶器作为主要面向市场的商品，其规格和质量的标准程度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各地市场管理机构制陶作坊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其流通距离能为研究各城邑中心市场的辐射范围提供参考。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上述问题为导向，结合已发表的考古材料，下面将尝试重点从器物及其考古学背景的角度，对市亭陶器的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流通进行分析。

　　一、市亭制陶作坊的生产组织与背景

　　经考古发掘确认为市亭制陶作坊的主要是秦咸阳城遗址西南部长陵车站的一处制陶作坊⑤。发掘工作较早且不够系统全面，但发现的陶窑、陶器窖藏和丰富的陶文足够我们探讨制陶作坊的生产组织与背景问题。

　　该区域的陶窑十分密集，清理了6座，均叠压于秦文化层下，为单烟道窑。从分布位置来看，至少可分成两个生产地点。1960～1963年发掘的Y1～4在滩毛村南⑥，1982年发掘的Y30、Y110在长陵车站北⑦。两个地点一南一北，相距1～2公里。统计带陶工籍贯的陶文，可知滩毛村南制陶地点的陶工以来自“里”为主，长陵车站北制陶地点的陶工则多来自“完里”⑧。两地陶窑附近的窖藏、灰坑出土了8件戳印“咸阳市”“咸阳亭”的陶器⑨。其中2件陶垫圈戳印“咸阳亭久”⑩，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见于制陶工具的市亭陶文，证实了咸阳市亭制陶作坊的存在。

　　遗址出土的其他陶器上的陶文绝大部分是制陶工匠籍贯和名字。如“咸×里×”“咸亭×里×器”，部分还见于陶拍、陶垫，其往往被认为是民营制陶作坊的标志，区别于市亭陶文(11)。裘锡圭认为，冠以“咸”或“咸亭”，说明这些陶工都是有市籍者，他们的生产活动受到兼管市务的咸阳都亭啬夫管辖，而且需要向国家交税(12)。长陵车站作坊区同时出土戳印市亭机构和陶工姓名、籍贯的制陶工具(图一)，进一步说明有市籍的陶工在市亭机构的管理下，直接在其下属的制陶作坊从事生产。基于此，本文将戳印“咸阳市”“咸阳亭”“咸×里×”“咸亭×里×器”陶文的陶器均视为咸阳市亭制陶作坊的产品，作为下文讨论咸阳市场辐射范围的材料基础。

　　

　　图一 长陵车站制陶作坊出土戳印陶文制陶工具

　　1.“咸里善”陶拍(62XYCLT16③∶46) 2.“咸里□”支垫(59XYCLT4H3∶75) 3.“咸里□”支垫(61XYCLT13④∶143) 4.“咸阳亭久”垫圈(59XYCLT4H4∶48)陶文拓本 5.“咸阳亭久”垫圈(59XYCLT4H3∶122)拓本(据《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图六一-6，图八五-2、7，图一二二-275、276)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长陵车站一带的秦咸阳城区域生产活动丰富，可能还有制骨、冶铸等手工业类型(13)，数次出土大量战国至秦代货币(14)，水井遗址众多，还发现居址和墓葬。这里人口密集，经济活动类型多样(15)，推测咸阳市亭制陶作坊位于广义的咸阳“市场”区域。

　　制陶作坊附近多发现规模较大、保存完整的陶器窖藏，部分可能与产品的存储和销售有关(16)。最大的窖藏59XYCLJC1东西长达14.3米，内部还有一条南北向路。该窖藏内存有近乎完好的陶器80余件，其中陶支垫50余件，占绝大多数(17)，还有陶罐20余件。窖藏63XYCLJC5位于陶窑62XYCLY2北侧仅0.8米，规模不是很大，长2.41、宽1～1.1、深1.1米，西壁和西南壁边缘整齐，经过人工修整，存放了23件倒置的陶器，包括瓮12件、罐4件、釜4件、鬲2件、盆1件，既有炊煮用器，也有盛储器，基本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图二)。器物戳印的陶文显示，除了有咸阳市亭管辖的制陶作坊生产的产品，还有1件陶釜63XYCLJC5∶58来自杜县市亭制陶作坊。不排除商贩将不同生产单位的陶器集中放置，等待转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