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物资交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界对此已有初步研究，只不过研究角度和旨趣各不相同，1980年代主要从拓展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①，新世纪以来，更多地聚焦于城乡物资交流的角度展开研究②。就计划与市场的角度而言，有学者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暨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实施以后的三类物资交流会，揭示了“大计划”中“小自由”的特质③；也有学者讨论了物资交流会中商业系统内部的交易机制，认为即使是“计划”内部的对等交换，也不得不让位于市场的对等互惠交易原则④。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将通过对1952年初级市场(县城及其以下的市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举办背景和历程的梳理，揭示物资交流大会兴衰背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增进人们对计划经济全面实施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计划和市场的认知。 一 195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恢复困境与物资交流政策的出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就经济而言，自然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形式共同组成。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在城市，中国共产党以原有解放区公营经济为基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并对其进行民主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接着，在平抑物价，夺取市场领导权的基础上，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现金管理和物资调度，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同时开始广泛地调整工商业，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使得调整后的私营工商业从投机经营的旧轨道转到服务于人民的新轨道上来。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到1951年底，全国国民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19％；除原煤外，生铁、钢、发电量、棉纱、棉布、造纸、麻袋、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已接近或超过战前(1936年)最高水平；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新气象；财政收支相抵结余10.6亿元，在财政上第一次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可喜局面⑤。 在工商业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之时，1951年冬，中共中央及中央政府在全国的机关、军队、学校和团体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春，又在各大中城市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6月，“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且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无疑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民主改革，为将其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业的经营活动，使得全国市场上出现了交易停滞、营业萧条、物价下跌等景象。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反”“五反”的收获很大，但其副作用可概括为“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十六个字；同月，上海市委在给华东局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文简称“中财委”)、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上海“春季出现了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萧条现象。经过大力进行加工订货工作后，生产已逐步恢复，但经济情况仍未恢复正常”。6月，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承认“二、三月间市场是停滞的”；3月到5月的铁路货运量，计划是每天13000个车皮，实际装车数最低时只有7000个车皮；百货公司，计划每天的贸易额是3000亿人民币，实际最低时是700亿元；中间市场脱节，国家贸易公司的货物堆积如山，“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每个城市都是如此”；有些中等城市，比如蚌埠、徐州、南通、扬州、许昌、潍县等，因为“五反”，“搞得不通气了”，尤其是蚌埠，冷冷清清，“原因是一百零五家最大的铺子还躺在那里没有动”⑥。 “三反”“五反”运动的持续开展，私营商业遭受打击尤为严重，其营业额大幅缩水，经营比重大为下降，经营态度趋于消极。以华东区济南、南京、无锡、上海及杭州五个城市1952年1月至5月的私营商业营业额为例，杭州私商衰退最大，其营业额为1951年同期的60％；济南、无锡衰退最少，也降为1951年同期的76％；五大城市的平均(上海缺5月份数据)衰退率为28.87％。由于1952年1月至5月物价指数较1951年同期平均高3.9％，所以私营的商品经营量衰退率实际为31.54％。武汉的私商同样也削弱了，1952年上半年全市的营业额，私商比1951年同期减少46％，国营却增加64％，合作社增加129％；在经营比重上，私营由1951年6月的62.3％降为1952年6月的36.4％，同期国营由32.7％上升为52.7％⑦。即1952年6月国营和合作社经营比重占63.6％，这大大超过了1952年中财委规定的国营和合作社零售商业比重不超过25％的比率⑧，武汉私商的生存空间无疑大为收缩。 “三反”“五反”运动的副作用波及到农村，这在土特产品积压和滞销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华东合作总社在上海一地积压待销土产年货即达320亿元，柿饼、桔子、猪肉、梨、枣等已经开始霉烂⑨。在浙江，自“三反”以来，国营土产公司和合作社曾一度放松业务，私商又观望不前，致使某些土特产滞销，价格下落，如毛猪每担由25万元下降到16万元，甚至个别地区下降到15万元⑩。中南区的湖北省，大宗土产积压在城市里销不出去，城乡交流日趋停滞，总值共有400亿元，其中宜昌专区贸易公司在汉口积压的土产就有80亿元，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公家本身既未经营，对私商又无领导，公家忙着打虎(即‘五反’)，私商忙着过关”，原来的组织机构大部分已跨掉，新的推销机构一时配不起来。春季的河南省，积存了总值2000亿元的土产、特产，3月份滞销产品的比例一度达到32％(11)。由于“三反”和“五反”，华北区的绥远省，夏季“市场呆滞现象尚未完全扭转，公、私营商业尚未全部活跃起来，因而形成城市工业品充沛，亟需推销，农、牧、土、副产品丰盛，亟待收购”；西北区“大量的土特产是可以在区内作短距离交流的，但因市场缺乏组织，故一般均告滞销”(12)。 城乡停滞、市场萧条、私商遭受打击、土特产品严重滞销等现象，既不利于国民经济恢复，也不符合农民和国家的利益，自然受到中财委和相关领导的密切关注。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虽然不具体负责“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但是却密切关注运动的走向及其对财经工作的影响。早在1952年1月，随着“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陈云就指出，当年财经工作的重点在朝鲜战争“可能结束，准备拖延”的基础上，“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13)，即转入经济建设。他一向把开展城乡交流摆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把扩大农副产品购销视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当市场表现不佳、城乡交流顿滞时很快引起了他的警觉。2月8日，陈云在政务院第123次政务会议上讨论防旱、抗旱运动时明确提出“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该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认为，农村的“三反”运动要在春耕以后进行，这个方针应该定下来。陈、周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