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联动与价值共创：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突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25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要求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聚焦体育领域，近年来乡村体育赛事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助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的重要载体迅速发展。“村BA”“村超”等凭借其强大的赛事经济效益、广泛的参与群体、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外部效应等多重优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乡村体育赛事正突破原有的时空局限和路径依赖，由过去的内生于农村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自发自组织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向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兼具基层治理工具和产业振兴载体双重属性的乡村体育赛事转型，呈现出自下而上由乡村内生扩散到城市“内生式发展”和自上而下、顶层行政力量动员“外源型输送”的双向发展特征。

　　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主体协同低效、价值链条断裂等现实问题。推动以价值共创为核心、内外联动的跨越式发展，破解发展难题，达成治理效能与经济收益的良性循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多维目标成为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本文对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进行探索，对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解读，分析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阻滞，提出未来发展的突破路径，以期为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1 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与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的原始基础较弱，表现为由“小而弱”少量低效的发展到“井喷式”质量效率并行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由乡村自发内生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转向治理与经济等多轮驱动的乡村体育赛事。这一超常规发展背后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图1)，支撑其向更高质量发展迈进。

　　

　　图1 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Figure 1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1.1 治理基础：基层改革筑基

　　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助推农业农村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变革，为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创造内在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奠定物质之基。到2020年底，我国在现行标准下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提出总体要求，助推农业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6∶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到202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9 m[.2][3]，这为赛事举办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基础保障。以“村BA”发源地台江县为例，2014年该县贫困人口人均收入2739元，2023年脱贫人口人均收入15488元[4]，人均收入增长、物质生活改善使其对乡村体育赛事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是提供组织保障。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为乡村体育赛事治理改革提供方向。第一，奠定广泛群众基础，保障农民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榕江“村超”的赛事发起、赛程安排、晋级规则等均是由民间自发组织、自行实施的，最大程度保障了农民的自主性；台盘“村BA”依赖长期以来的篮球运动群众基础形成“篮球支撑、主辅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5]。第二，发挥政府服务和引导功能。近年来，基层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乡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为乡村体育赛事发展创造条件。第三，市场力量适当介入。强调地方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最大化发挥社会和企业力量。多元主体参与不断推进，产生了诸如“村超”“村BA”等自下而上的社会主导政府支持模式，和美乡村篮球赛、村跑等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佛山南海叠滘龙舟赛等多元合作的社会组织市场支持模式，赋予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更多模式选择。

　　1.2 文化基础：文化基因固本

　　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是中国特色乡土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和积淀。一是体育赛事文化传承。体育赛事起源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古老的祭祀活动，产生于农村经济地理空间聚落，人们在日常劳作中学习生存技能，养成体育生活方式和体育习俗，并在乡村体育赛事中得到保留和创新。例如，乡村龙舟赛事最早起源于对古代神灵的祭祀活动，以祈求丰收和辟邪，后发展为全民参与的龙舟竞渡，成为传统龙图腾文化的重要代表。每年端午节，佛山南海叠滘龙舟赛、嘉兴龙舟斗牛赛、铜仁“中国传统龙舟之乡”大赛等赛事吸引了广泛参与和关注。二是特色乡土文化传承。扎根民俗文化、展现民俗特色是乡村体育赛事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根基，通过相关民俗活动的融合赋予乡村体育赛事宝贵的文化基因。其不仅促进了文化的活力与互补性，也加深了村民之间的价值认同与行为模式的一致性，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整合方式，从外到内实现自我嵌入[6]。以“村BA”为例，其所在的黔东南州有“歌舞之州”“百节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美誉，将体育赛事与传统“吃新节”相结合，在此过程中通过展现苗侗歌舞、非遗文化等，形成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精神文化等与体育文化的跨域、跨时空融合对话。同时，通过备赛、参赛、观赛等一系列活动赋予农民新的情感寄托，增强个体的情感联结，重塑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乡土社会，增进身份认同，打造特色文化势能。再如：福建莆田龙舟赛与妈祖信仰融合共生，挖掘“同舟共济”精神背后的海洋文化“基因”；广东佛山醒狮大赛融入早茶文化，设置“梅花桩取点心”趣味环节，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方式；海南文昌排球赛将东南亚侨乡与排球传统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