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何以遇冷:流迁青年网络相亲的情感交往与关系流动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秀丽,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聂玉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楠(通讯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新媒体与社会

内容提要:

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相亲实践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网络相亲成为流迁青年群体寻找伴侣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媒介情境论视角,聚焦流迁青年的网络相亲实践,以网络民族志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究“流动”状态下网络平台如何重构流迁青年的“喜欢”(择偶)观念与塑造“线上-线下”关系转换的情感交往实践。研究发现,面对空间流动、双重身份与未来不确定性等挑战,流迁青年寻求亲密关系的重心倾向于从线下转向线上。青年群体通过自我建构与身份展演吸引关注,而平台则将亲密关系的深层联结简化为条件匹配,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亲密关系趋向浅层化。“线上-线下”的亲密关系转换,也面临“匹配易、落地难”的情感孤独。一方面,身体共在的缺失使亲密关系难以维系;另一方面,前后台身份落差与“无限选择”机制加剧了亲密关系的流动与脆弱,折射出城乡夹缝中青年的情感商品化困境,致使流迁青年在渴望亲密与社交倦怠之间徘徊。因此,只有将平台生态优化、个体自我调适与社会治理协同推进,才能在网络相亲实践中寻找到亲密温度。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字号:

  现代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1],而“流动”与“栖居”作为我国急速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产物,已共同构成了当代青年工作生活的常态。因此,“流迁青年”一词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他们是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定流动人口群体,主要包括从乡村到城市的周期性流动青年,在家乡与异乡之间保持规律性的往返流动[2],呈现出“流而不留”的“驿站”特征[3],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季候性返乡青年”[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在城市与小镇或者农村之间的往返流动人口数量达到3.76亿人之巨[5],其不断增强的空间流动削弱了地方的文化[6],使传统的人地关系呈现出“离心”状态,社会形态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向一个高度流动、充满变动的“城乡中国”[7]与“离土中国”[8]的深刻演进。在城乡文化的夹缝中,他们面临着既疏离于乡土人情网络,又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网络的关系格局。而流迁青年群体接受并内化了更多现代化的婚恋观,注重个体选择,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呈现出与原生地域的割裂,兼有传统型和现代性双重特点[9],呈现出空间上的流动性、身份上的双重性以及未来规划上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了他们在亲密关系选择中的逻辑策略与交往行为。

  而数字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深度浸入,数字化的亲密关系也融入了其日常生活之中,媒介技术在人际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深广的作用[10]。相较于传统相亲实践,网络相亲消弭了物理空间与地域社交圈的边界,降低了时间、金钱与情感上的沉没成本,以其低门槛特性重塑了社交的机会结构。对于流迁青年而言,它已成为建立新社交联结与探索亲密关系的关键渠道,并由此深刻改写了当代青年的婚恋实践图景。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人际关系互动,从情感劳动[11]、情感媒介化交往[12]、情感商品化[13]等面向进行切入,对流迁青年群体及其“流动性”这一核心属性关注有限。而流迁青年群体因其流动性与不稳定性,难以从其身边的社交圈内构建亲密关系,因此网络相亲交友就成为其发展潜在亲密关系的重点方向。因此,本研究从流迁青年的线上相亲与交往实践入手,以媒介情境理论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平台媒介如何打破时空界限,重构亲密关系的空间场景,让处于“流动”状态的青年群体得以构建亲密关系。这将为我们理解平台技术如何影响流迁青年群体亲密关系的构建逻辑与塑造“线上-线下”关系转换交往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窗口,也反映出现代流迁青年群体亲密情感变迁的表征和肌理。

  一 文献回顾

  既有研究多将数字平台简化为静态中介,而忽略了流迁青年在空间流动性、身份双重性与未来不确定性影响下亲密模式的塑造,更鲜少分析“线上-线下”关系转换下交往模式对流迁青年群体的情感挤压。因此,本研究梳理了从古至今的相亲实践发展形态,讨论“流动”状态下平台如何塑造当下青年的择偶观念和相亲实践,并通过媒介情境理论聚焦当代流迁青年的网络相亲实践现象,致力于深入探究在“流动”的生存状态下,网络平台如何影响流迁青年的“喜欢”逻辑与亲密交往,从而为这一领域贡献新的探索经验。

  (一)从媒妁之言到平台匹配:相亲的发展形态

  社会的组建始于家庭,而家庭关系则以婚姻为主要纽带得以缔结和巩固。在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婚姻是维护父权制价值体系的制度安排,故亲密关系的达成总是存在各种中介形式,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

  在封建社会,婚姻并非个人化的选择,而是一种基于家庭本位的制度性安排。因此,择偶不慎将对个人福祉与家族声望造成双重后果[14],所以相亲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形式通常是媒婆根据双方家庭的门第、财产、社会地位等因素,为适龄男女安排婚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爱情日益成为择偶的重要面向[15]。这一转变推动了相亲文化的动态演变,其核心从外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展为内在的、多元的考量要素,即物质基础、文化素养、社会声望与情感契合相结合的现代“登对”标准[16],相亲形态也发生了一定程度改变,相亲角、相亲真人秀等各种相亲活动屡见不鲜。男女双方会在公园等相对公共的场合进行交谈,初步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

  尽管“包办婚姻”这一显性模式已式微,但父母为维护家庭利益而对子女择偶进行的隐性介入与规训依然普遍存在[17]。数字时代的到来重塑了相亲的形态,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与青年择偶自主权的扩张,共同推动了相亲模式从依赖亲缘“强关系”的父母介绍向依托数字媒介的“弱关系”连接转变[18]。交友平台的兴起重塑了亲密关系的时空边界,使其成为一种超越地理边界的流动形态。对于活跃于娱乐社交的适婚流迁青年而言,这些平台实质上扮演了关键的数字媒人角色。

  作为新型的社会交往中介,网络平台在充当亲密关系桥梁的同时,也深刻地重塑了其内在本质与互动模式。一方面,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液态之爱》中所揭示的那般,以网络为媒介的情感关系建立过程正被重塑为一种娱乐消费与购买行为,而瑞贝卡·海诺等人则进一步将这种媒介化情感精准地概括为“关系购买”[19],揭示了爱情如何被明码标价,成为数字平台兜售的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平台媒介建构下的情感既加速了亲密关系的连接速度,也使其情感维系变得更加薄弱。交友平台高效连接的特性,使得任意一位用户得以轻易地同多位潜在亲密对象发起互动,探索多种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塑造出亲密关系义务感日趋淡薄、而随意性显著增强的新型亲密关系情境[20]。因此,“流动”状态下的平台相亲机制究竟如何重塑了流迁青年的择偶理念,而这一被重塑的理念又如何进而影响其具体的相亲匹配与交往模式,便构成了本研究亟待探讨的核心议题。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