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带团建:一项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关系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献忠,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的青运史教研部教授、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党群关系从来都是诸多政治关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中国超大规模的青年群体需要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形态来凝聚。如果说党与青年的关系与世界政党略有相通的话,那么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透过历史的长镜头,“以党带团”是党自成立之日就确定的组织发展原则,共青团作为“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政治定位贯穿百年奋斗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建构高效的“轴心—外围”政治关系,使共青团工作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面向未来,党建带团建的制度设计是“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向。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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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党为主体来整合政治力量、协调各群体利益关系、推动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洞悉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远景战略,创建共青团这一助手和后备军,并致力于建构起一组密切互动的政治关系,在更广程度、更大范围汇聚青年力量。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重要任务,强调党建带团建的全局性意义,既是党团关系历史逻辑一贯性的合理延伸,又是加强党的青年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是为共青团事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厘清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及演进特征,进而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关系的视野去考察党建带团建的价值意蕴,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中国共产党依托共青团汇聚青年力量的出场逻辑与演进特征

  返回到100多年的历史现场,鉴于实现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其外围构建一个工作群,成为党的手臂的延伸。“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1]由于分布在学校、厂矿、乡村等处的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同时借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国共青团作为伸向各社会领域的触角,传播党的政治主张,聚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可以说,中国共青团一出场,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2],因而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气质。

  1.“以党带团”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确定的组织发展原则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作为与政党有密切政治关系的共青团,自然与其“母党”同样是现代性的组织形态,背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就根据俄共(布)经验和本土实践,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并委托年轻的党员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具体操办。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同样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来推动创建团的地方组织。基于对青年先锋作用的肯定性认知,“有党必创团”这一政治设计得到各地党组织创建者的一致认同并付诸实践。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上,代表们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还研究决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从当时情况看,如果说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3],是为了奠定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厚植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路径。党的一大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明显具备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雏形。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通告,副标题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发展的指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4]。表述这些史实的文字中虽然没提一个“带”字,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带”的行动,可以视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较早源头之一。

  2.共青团作为“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的政治定位贯穿百年奋斗史

  联系、吸纳各阶层各群体的群团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厚植群众基础的重要辅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亲自组建的第一个助手。党一直认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5]。在具体运作中,团的行动与党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常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经历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共中央认为,团的组织和工作虽然有独立性,但其总任务必须是“在党的周围和党的口号之下”,“然而他又决不是工会农会,同样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任务”[6]。1930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团中央局在致各级党部团部的公函中指出:共青团“是党最亲密最得力的助手”[7]。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团龄及转党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级党组织在估计党员的党内历史时,应将党员由青年团员转党前的团龄(18岁以上的团龄)计算在内,并把团龄与党龄成同等重要”[8]。在革命年代,团龄是计算在党龄之内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刘少奇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加强工会、农会、青年团工作的指示》时明确指出:“为了使工会、农会、青年团成为新区社会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组织,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这些团体的工作,特别是青年团应该成为党的最亲密的最可靠的助手,应该加强它的工作”[9]。这里毫不吝啬地用了两个“最”字,而且在句首加上了“特别”,句尾的“助手”后面也没有“之一”。1957年5月,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现在是执政的党,团现在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而且应当同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10]语言通俗易懂而政治意蕴极为深刻。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党中央转发团中央的报告,一年总有七八件,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登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和专论,一年也有五六件,充分体现了共青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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