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8年春节前，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发生了张某某复仇连杀三人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律师、检察官在法庭辩论中都以传统法律文化的复仇观作为依据，网上也掀起了对复仇法律文化的热议。一时之间，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鼓励甚至是支持复仇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古代复仇法律文化的误解。 复仇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血族在受他族的侵害时，全部血族成员有复仇之权利和义务。国家出现后，刑罚权渐归国家，私力公权化，其结果是“复仇之大部分虽被禁止，然法定范围内之复仇为阻却违法之条件，受法律之保护”①。 古代“复仇”问题极其复杂，学术界曾长期关注讨论，出版了不少的研究专著，如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复仇与法律》，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等。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如殷啸虎《中国古代复仇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冲突的法律协调》，②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③周永坤《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④张建国《中国古代复仇观之我见》，⑤蒋楠楠《法律与伦理之间：传统中国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及限度》，⑥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法理学及法律文化的角度予以解释和总结。 古代复仇的种类很多，有所谓“父祖之仇”“兄弟之仇”“朋友之仇”“族人之仇”⑦等类型，而以复父祖之仇最为典型。本文即以复父祖之仇的类型为代表(其他类型的复仇当可依类推定)，在参考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清代法律规定和审判实例为依据，对清代司法中复仇的罪名判定及法律责任试作分析，以期廓清学术界乃至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模糊不清的认识。 一、清代有关“复仇”法律规定的沿革 上古三代，法制尚未健全，复仇之风盛行。“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⑧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生杀予夺之权收归国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杀伤他人，不允许百姓以私干法，损害王权尊严。秦末时范阳人蒯通劝说范阳令起兵时曾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⑨由此可见，秦律严禁百姓复仇是雷厉风行的。 汉初，“禁网疏阔”，民间复仇之事时有发生。元帝之后，复仇之风转炽。纵览两汉，复仇之风盛行。但汉律禁止复仇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东汉张敏议轻侮法云：“《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议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⑩，可知汉代并无报仇之律。因此，游桂以为“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11)。而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秦汉史专家周天游认为“制定法律是一回事，执行法律又是一回事。有法不依，因人而异，是人治社会的通病，两汉自不例外”(12)。 三国时期，魏文帝下诏：“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13)大概是大乱之际，复仇屡禁不止，曹丕不得已用重刑禁止，到明帝时，又稍作让步，“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14)魏晋律学发达，律学逐渐官学化，(15)从曹魏法律开始为复仇留了一个缺口，后世法律中规定父祖被杀，如凶手“未经官”或逃亡，子孙为父母、祖父母复仇可以从轻处理的规定当渊源于此。(16) 备受推崇的《唐律》中有“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注：“谓子孙元非随从者。”(17)其中并无报仇的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理合救护。如果当即还殴，虽有损伤，非折伤者无罪。如有折伤，折一齿合杖八十。“至死者，依常律”，指殴人致死，合处绞刑；以刃杀者，合处斩刑。钱大群认为“父祖为人殴击子孙即殴至折伤以上”条就是唐代复仇制度残存于刑律中的反映。(18)但在此种情形下复仇，《唐律》并没有无罪勿论之说。因此，清代律学家薛允升解读说：“杀人之人，虽罪犯应死，死者之子孙亦不许擅杀。《唐律》所以并无其文，盖不肯以杀人之权付诸平民，正《孟子》所谓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之意也。”(19) 直到元朝法律中才有“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20)的规定，《明律》在继承《唐律》“父祖被殴”条的同时，在后面又增加了“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实时杀死者，勿论”(21)的规定，这就是所谓“复仇”的律文。薛允升指出：“明去唐世又七八百年，采众儒之说，特立勿论及杖六十专条，补《唐律》，实因《元律》也。”《明律》增补复仇的律文，薛允升予以严厉批评：“按之《礼经》圣言，似不相背。惟《周礼·朝士》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不报官而擅杀，安得无罪？遽予勿论，亦未甚允。《捕亡》门内又定有杀死应死罪人满杖之条，而平人相杀者，遂纷纷见于条例矣。《明律》本好为异同，此又矫枉过正者。平情而论，《唐律》虽严，尚有以礼坊民之意，《明律》则导人以私自相杀矣。夫人各有亲，亲各有子，展转寻仇，其害伊于胡底？议法者何以不为之防耶？”(22) 《唐律》及其后的《宋刑统》虽无报仇之文，但有会赦移乡之法，薛允升认为此法非常周密，他说：“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明清删除了复仇移乡之法，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定有子孙复仇专例，经律例馆奏准于雍正五年(1727年)附于律文之后：“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本犯拟抵。后或遇恩遇赦免死，而子孙报仇将本犯仍复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23)从此以后，“遂以报仇杀人为事理之当然。后又迭加修改，有拟杖者，有拟流者，有永远监禁者，大约因遇赦释回者居多，而于《唐律》移乡千里外一层，并未议及”(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