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建兴教授2023年出版了《重构基层社会：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研究》(下文简称《重构基层社会》)一书①。这部著作以浙江桐乡10年基层治理实践为案例，总结概括“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的经验，并认为“三治融合”是今天中国“重构基层社会”的必要和有效的途径。 郁建兴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依托浙江这块人文底蕴深厚的宝地，产出了不少学术成果。早在2012年，他以浙江宁波为观察对象，出版了《让社会运转起来：宁波市海曙区社会建设研究》一书②。无论是“让社会运转起来”，还是“重构基层社会”，在诸多学者一直关注经济发展、政府改革等议题的情况下，他长期关注社会治理问题，实属难能可贵。从“让社会运转起来”到“重构基层社会”，他的思想展现了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现实进程而形成学术意识和学术话语的演进过程。 迄今持续40多年的中国改革一直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国家—政府”改革线路，一条是“社会—市场”改革线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需要完成社会体系和市场规则的再造，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改革也一直按照两个主题不断深化拓展，一个是“发展”主题，一个是“治理”主题。中国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发展动力、发展协调性、可持续和高质量问题，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且要实现所有主体行为的有限性、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保持有效的治理效果。我高度认可郁建兴教授关注社会治理条线的变革。实际上，我们一直关心同一个话题，那就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问题。大概在2003年，我开始关注“社会建设”问题，并把这个问题转化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最终提出“投资社会资本”“打造熟人社会”的命题③，表达了“重构社会”④、改善国家治理的看法。2017年我组织研究团队，对浙江宁波社会治理展开调查，形成研究成果，出版了名为《走向协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的著作，提出政府—社会—企业分工协作，肯定宁波追求政府法治与社会自治协同治理的实践，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理想目标和现实路径⑤。之后，虽然也写过有关“社会治理”的文章，参与“枫桥经验”当今实践的案例研讨，支持“软法”与“硬法”的“软硬兼施”⑥，但对如何重建社会的问题确实没有再做深入研究。 今天读到郁建兴教授《重构基层社会》一书，又激发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热情。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社会观”?应该如何建设社会?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什么是社会、谁是社会、社会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为何重构以及如何重构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我的这些思考的想法，也算是深化这个议题、构建这一主题下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努力探索。 一、社会的内涵与本质 讨论社会重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社会?社会由谁构成?郁建兴团队在本书一开始引述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的观点来定义社会：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⑦——以此来说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毫无疑问，人们因为互动、合作、交往而形成社会，这主要说明了社会的缘由和本质，这样的认识更多地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活动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人们更多地从结果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义社会。交往互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由此形成的交往场域、交往形式以及相对稳定的组织和团体，就是社会结果。所以，社会更多地被理解为是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场所，以及在这个场所形成的各种组织的集合⑧。 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中，“社会”(society)是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而存在的人类组织形式的统称。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最自然的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组织，包括超越单一家庭组织的家族社会；二是人们基于生活和生产需要、突破家庭血缘边界而形成的各种功能性的自发组织，包括社区、教会、学校、企业、商会、工会、兴趣者组织等；三是人们出于集体意志和集体行动的需要而实施和承担共同体管理和服务功能的人为组织，包括国家机构、政府机关、政治团体(参见表1)。
有研究认为，狭义概念的“社会”是指介于纯私人领域和纯公共领域之间的地带，是人们广泛交往的公共空间，是人类生活超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家族“圈子”，在更加广泛的“群体”范围内开展生产、交往活动，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群体或组织的“场域”。人类早期的文明将自身所处的社会视作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将“社会”简单地理解为“群”的“聚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是中国古典思想家们早就明确的认识。按照这样的认识，开展社会交往，并在交往中“抱团”、结社、组党是人的自然本能。西方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有类似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们出于本性而自然结成的一种共同生活形式，他说：“(城邦)是自然的产物……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有人把这句话翻译成“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不管译成“政治动物”，还是“城邦动物”，他的核心意思就是指人的活动有“城邦”特点，即具有公众的、社会的、政治的属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接着说，“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⑨。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如果有谁在本性上就脱离公众、政治、社会，那么他“要么比人更优越，要么比人更低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