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主题(topics)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表征。作为现代性表达的学科分野，它基于独具学科特色的问题意识、理论旨趣和方法体系，成为区分学科的关键标识。研究主题不仅能反映各学科新的研究方向与趋势，发现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网络，揭示研究成果的内在关联，在当下愈发强调学科交叉以促进知识创新的背景下，它还是统合各种概念、方法和理论的切入点，是打破“学科型学术”固守学科藩篱的突破口。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文献计量学领域，呈现出三大脉络。有学者运用关键词提取或主题建模等新兴算法，分析了一个或多个学科领域的热点主题、演变趋势及未来走向(Daoud & Kohl，2016；Baranowski & Cichocki，2021)；也有学者基于主题与学者的关联，探究不同学者在特定领域的研究模式、合作网络(李欣哲、鲁晓，2023)，以及研究主题选择对学者学术生涯的塑造(Heiberger et al.，2021)；还有研究基于主题相似度探讨跨学科研究主题的裂变与融合(熊文靓、付慧真，2021；武建鑫、王嘉琳，2024)。 然而，多数学者要么聚焦于学科群，要么关注某个国家，跨国比较分析相对较少(Meter & Léger，2014；Zougris，2019)。目前，关于研究主题实质内容的探讨较为丰富，但针对其结构性特征的讨论却不多见。尽管前者能清晰阐释研究主题是什么，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学科发展史，但在进行跨国或跨学科比较分析时，主题的同质性、异质性和新颖性等特征则更为关键。此外，多数基于传统CiteSpace提取关键词进行可视化的方法难以深入挖掘文献的语义关系，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主题建模方法(如LSA和LDA)又受限于文本长度、主题数确定、数据稀疏性等因素，模型的可解释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我们聚焦于中美两国的社会学学科，试图剖析两国研究主题变迁的特征与形成动力。中国社会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从学科恢复到本土化建构的演变(范晓光，2024)，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研究主题；而美国社会学在多元化发展中演进，态势较为稳定。本文基于1991-2023年《社会学研究》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两种学科顶级期刊的所有学术论文摘要，运用BERTopic自动化建模方法，比较研究主题的集中度、多样性、新颖性和相似性，厘清中美研究主题的构成与变迁，并探寻两国主题变迁背后的理论解释。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美社会学发展路径的比较 中美社会学的专业化发展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学术专业化大多历经漫长的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学术专业化则呈现出自上而下、快速推进的态势(周雪光，2019)。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随后在孙本文、吴文藻等学者的推动下，逐步确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与乡村建设、民族独立等思潮紧密相连，既蕴含着“认识中国”的学术旨趣，也肩负着“改造中国”的社会使命(周晓虹，2019)。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学遭遇了学科中断。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恢复、重建并迅速发展，其研究关注点与国家发展规划同步(陈心想，2024)。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改革运动到学科专业化的漫长演变，其学科框架与研究主题逐渐成熟，形成了相对清晰且规范的研究范式(Turner，2014)。受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影响，中国社会学对集体行动等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Zhou & Pei，1997)，而美国社会学研究具有较高的独立性(Bian & Zhang，2008)。两国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和学科建设呈现出鲜明对比，深刻影响了各自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特色。 无论是学科中断，还是恢复与重建，中国社会学整体呈现出以问题为导向的强烈实践取向特征(王小章，2021)。研究显示，这一重建过程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国家主导、政策推动下快速开展的自上而下的知识构建过程(Cheng & So，1983)，其发生机制深深融入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中(周晓虹，2022)。按照周晓虹(2024)的划分，中国社会学自1982年以来经历了起步(1982-1992)、成长(1993-2002)、夯实(2003-2012)和提升(2013-2022)等四个阶段。具体而言，起步阶段以1982年北京大学等五家社会学系的建立为标志，这一时期主要是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并围绕费孝通的“富民实践”展开相关研究。成长阶段，南方谈话之后，学者们认识到社会学需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以培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夯实阶段，鉴于区域、城乡、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凸显，为回应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社会学者更多聚焦于农民工权益、城乡收入差距、环境保护等议题。提升阶段，社会学更多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学术层面尝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社会学者在参与政策咨询、传播社会学知识、强化“社会治理”主题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制度化趋势，这一阶段也加快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胡洁、周晓虹，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