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2月7日至1876年5月26日，皇家海军“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开展了在全球范围内收集深海物理、化学和生物数据的科考之旅。返航后在博物学家约翰·莫里(John Murray)的组织下，历时16年，将所有科考成果汇编成50卷的《“挑战者”号科学报告》(以下简称《科学报告》)，该报告被公认为现代海洋学(Oceanography)的开端。①“挑战者”号在英国学术界和公众领域都享有盛誉，②也是海洋学史研究的热门话题。正如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科学家威廉·伯格伦(William Berggren)在《科学》杂志发文所言：“挑战者号远征对英国维多利亚人的意义，如同一世纪后阿波罗登月对美国人的意义。”③ 20世纪末，围绕“挑战者”号的史学研究强调其科考之旅是纯粹追求科学的英雄之旅，这与“挑战者”号科学家本身宣称的目的一致。苏珊·施利(Susan Schlee)作为最早的一批海洋学历史学家之一，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④相反，另一位海洋学史学家哈罗德·伯斯汀(Harold Burstyn)认为，海洋学是作为一门商业化的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他以约翰·莫里乘坐“挑战者”号到印度洋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考察为案例，发现他本人和英国政府都从磷酸盐矿藏中获得巨大利润。⑤林伍德(Paul Lingwood)以科考“标本”的流通为研究对象，揭露了标本不仅被当作礼物赠送，也出现在公开市场贩卖，进一步证明了海洋科学的“货币和社会价值”。⑥ 进入21世纪，迈克尔·瑞迪(Michael Reidy)和海伦·罗兹瓦多夫斯基(Helen Rozwadowski)是帝国史与海洋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迈克尔认为美国探险队(1838-1842)和“挑战者”号航行均作为帝国项目运作，尤其体现于大型、昂贵的出版物中收集和汇编海洋知识。《科学报告》毋庸置疑是一份“帝国档案”，是象征、展示和代表帝国实际权力和控制的自然知识汇编。⑦他们在共同撰写的论文里写道：“19世纪末，深海已日益被定义为一个科学和帝国的地方。”⑧此外，罗兹瓦多夫斯基的《海洋探秘：对深海的调查与探索》一书是19世纪海洋学史的代表作，该书尤其关注英美两国，并且首次将海洋史与科学史、环境史相联系。她追溯了“挑战者”号之前的历史，包括深海认识论、海洋探险的科学叙事、海洋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发展、水文学技术等。她最大的贡献在于反击其他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挑战者”号的创新和革命性，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她指出“挑战者”号远征被认为是国家里程碑式的成就和海洋学的起源，“虽然其50卷报告是该领域的知识基础，但探险本身代表了19世纪中期海洋调查的问题、实践和传统的顶峰，它的新颖之处仅仅在于其巨大的规模”。⑨ 2019年两本关于“挑战者”号的专著问世。格林尼治皇家博物馆航海和海洋学馆长琼斯(Erika Jones)通过“流动性”(Mobility)理论研究了海洋学知识是如何被构建和传播的，她关注探险期间的人员、仪器和信息的移动，以及这些移动如何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这种方法同样批评了“挑战者”号仅仅是“孤立的科学努力”的结果，转而强调更广泛的帝国基础设施和网络。⑩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地球科学教授道格·麦克杜格尔(Doug Macdougall)梳理了“挑战者”号的开创性科学发现及其对现代海洋学的贡献，作为科学家他也批判性地审视了当时的文化偏见和帝国主义动机，承认它们影响了探险队的科学工作与解释。(11) 近年来，关于“挑战者”号的研究仍然从两大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将其视为纯粹的科学之旅，就其科学技术、仪器使用，船只本身的改造等科学空间进行研究。(12)另一个方向是将“挑战者”号置于19世纪帝国史和维多利亚博物学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建立在科学史学家的成果之上进行研究。在殖民主义和科学知识的生产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13) 国内学术界对海洋史研究的视角、内容和方法已经有系统的梳理。“海洋学的历史”，属于海洋史研究六大领域中的第四个领域，即人类对海洋的科学探索，也涉及其他范畴，如通过海上活动投射国家力量，以及对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的探讨。(14)在海洋学和帝国互动方面，学术界已初步考察了海洋科学、政府决策和皇家海军之间的关系。(15)然而，学术界对海洋学的历史或详细的科学调查缺乏关注，更不用说像“挑战者”号探险这样的案例研究了。(16)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融合的例证，海洋学的历史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沃土。 本研究聚焦于海洋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英国皇家海军“挑战者”号环球科学考察，旨在剖析科学“话语”的构建过程及其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运作机制。这不仅体现在其精心设计的航行路线及具体的调查任务上，更彰显于其对全球科学数据的系统性采集和浩瀚研究报告的编撰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宏大工程不应仅被视为海洋学领域的辉煌成就，更应被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揭示科学探索与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之间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此次探索的持久影响远远超出了海洋学本身的科学研究，还塑造了至今人们对海洋的认知。这次航行开启了以“科学为中心”的海洋史，即海洋本身的历史被人为划分为科学探索之前和之后两段历史，海洋史从此以科学的方法为核心，海洋成为人类认知和测量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