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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资本流动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重新审视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的增长效应。典型事实分析表明：私人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公共债务资本流入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且在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更显著。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构建包含内生增长与双向技术溢出机制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积累外部资产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可贸易品部门扩张和生产率增长；发达国家吸收公共债务资本导致其生产要素向非贸易品部门转移，抑制生产率增长，但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部分抵消上述负面作用。反事实分析表明，美国加强对外投资管制将放缓其生产率增长，而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外资利用效率。
本文将私人资本流动和公共债务资本流动①纳入统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两种类型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高效利用FDI带来的先进技术，实施出口导向型政策，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并将其投资于发达国家发行的公共债务。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将国内生产资源向可贸易品部门转移，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发达国家获得的公共债务资本流入导致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可贸易部门萎缩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缓解上述负面影响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利用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市场优势，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内生的创新投入和经济增长。 
本文的政策模拟发现：（1）当美国政府要求跨国公司撤回对外投资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水平差距增大，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的利润下降，降低了美国本土研发投入的边际收益，抑制了美国的研发投资，进而导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2）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具有增长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实施力度的变化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进而影响中国的技术水平。 本文与以下三支文献密切相关：第一，关于资本流动增长效应的研究。现有研究指出，资本流入能够通过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改善融资环境等方式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技术升级，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Bonfiglioli，2008；Bekaert et al.，2011；戴鹏毅等，2021；Li and Su，2022）。但资本流入也可能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谭小芬等，2024），提高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Caballero，2016；何国华和李洁，2018）。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流入的急剧减少会降低信贷供给，导致实际汇率贬值，干扰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进而使得产出大幅下降（Mendoza，2010；Mendoza and Yue，2012；陈雨露等，2016；Ates and Saffie，2021）。在行业层面，资本流入时期，资本会向市场价值更高而非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配置，进而使得经济整体生产率增长放缓（Gopinath et al.，2017）。同时，资本流入可能通过减少可贸易部门的创新活动，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Rodrik and Subramanian，2009；Benigno and Fornaro，2014）。 第二，本文与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密切相关。现有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能够给东道国企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Balsvik，2011；Poole，2013）。Bai et al.（2025）发现中国汽车行业能够高效利用外资，通过供应商网络和劳动力流动促进知识溢出。其中，合资企业的设立促使国内企业实现生产率和技术的提升（Jiang et al.，2024），对全球创新和福利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Holmes et al.，2015）。本文借鉴上述研究，在模型中引入技术溢出机制。在此框架下，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技术溢出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 第三，本文与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密切相关。Potterie and Lichtenberg（2001）认为OFDI能够促使企业在东道国开展技术采购，推动母国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提高生产率，证实了OFDI具有反向技术溢出效应（Herzer，2011）。中国的经验证据同样表明，OFDI能够促使中国企业利用学习效应，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王碧珺等，2018；陈经伟和姜能鹏，2020）。本文同样强调OFDI对母国创新水平的正面影响，但区别于学习效应，本文将市场规模扩张带来的创新激励作为OFDI产生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