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共同富裕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推进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然而，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偏向制度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根深蒂固，严重制约了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2018年我国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一系列制度保障下，我国共同富裕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0000元，其绝对值较2020年同比增长17.52%。尽管这一数据彰显了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但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骤然波动再次反映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特别是近五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形势严峻、贸易摩擦升温和供给结构调整阵痛等困境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隐忧。基于此，如何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对于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良好的市场机制是缓解城乡资源错配、畅通要素流通渠道进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而流通业作为我国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兼具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本质特征，近年来不断深化的流通体制改革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杨豪等，2024）[1]、推动消费升级（刘向东等，2023）[2]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谢莉娟等，2021）[3]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构建统一大市场建设、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放活与搞大流通的战略基点。一方面，流通体制改革能够通过促进产品创新来优化商品供给条件，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释放居民消费潜能（杨向阳和徐从才，2024）[4]。另一方面，流通体制改革可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贸易交流，从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生产效率（贺唯唯和张亚斌，2024）[5]。此外，现代流通体制改革的普惠效应还能推动农村地区创业，促进农民增收（洪岚和邢晓岩，2024）[6]。因此，流通体制改革是否能推动共同富裕？通过何种机制传导链条影响共同富裕？流通体制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另外，既有研究发现流通产业的集聚效应能够显著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Qi et al.，2024）[7]，那么，流通体制改革是否能带动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兼具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时代价值，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相关研究包括共同富裕的测度体系、驱动路径以及我国制定的相关重要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等。一是共同富裕的测度体系。尽管已有文献在测度共同富裕水平方法上有一些常见的主流方法，如采用熵值法测算共同富裕水平，但在指标体系选择上却有所差异。例如，何雅兴等（2023）[8]和Zhang et al.（2024）[9]基于富裕度和共享性两个层面测度共同富裕。Zou et al.（2024）[10]从发展、共享和可持续性角度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张晖和陈建行（2024）[11]则使用福利性、保障性和发展性三个维度衡量共同富裕。杨和平等（2024）[12]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基于“共建+共享+共荣”三个层面表征共同富裕。二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驱动路径。已有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政府干预（王美玲和姜竹，2023）[13]、非认知能力（陆远权等，2024）[14]、创业活动（林嵩等，2023）[15]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Su et al.，2023；Wei et al.，2024）[16，17]等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有研究采用我国区域数据发现数字经济（彭国柱和周湘莲，2024；周亚虹等，2024；葛林羽和安同良，2024）[18—20]、金融发展（Zou et al.，2024；Zhao & Jiao，2024）[10，21]和收入水平（Wan & Knight，2023）[22]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三是相关政策实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潘安和宋帅琦，2024）[23]、大数据体系建设（彭国柱和周湘莲，2024；王定祥和杜雨潼，2024）[18，24]和物流发展（李宗欣和高帆，2024）[25]等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本文的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支文献侧重于探讨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于志慧和何昌磊（2023）[26]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速商品流通来促进农民增收，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谢莉娟等（2021）[3]认为，流通业发展能够发挥风险分担、调节供需和价值共享功能，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进而帮助农村地区“保收入”，助力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能够精准提升农产品市场供需匹配的适应性，大幅度降低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损耗，尤其是智慧物流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增强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性与时效性，从而保障农产品畅销通道，提升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益（洪岚和邢晓岩，2024）[6]。此外，也有少数文献研究了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如杨豪等（2024）[27]从微观视角发现流通体制改革能够破除区域间市场分割，增强产品创新，从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孟昊芸和张扬（2024）[28]发现流通体制改革的智能化发展有助于畅通城乡资源与产品交换渠道，并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吸纳农村居民就业，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