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新的民族学学科目录公布，民族学学科优化调整进入新阶段。新的民族学目录中下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华民族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三个二级学科。中华民族学自此有了正式学科建制。在此之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已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究，包括一些学科议题的讨论，如中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关键概念、基础理念、方法论及方法等，其中学术史重撰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学学科谱系、论证学科合法性、树立学科自信的重要方法之一。此类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华民族史的学术史梳理，相关成果回顾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历史分期、代表学者与著作、主要贡献等，并给予相关述评。①二是对学者、学派、学术争论等的学术史讨论。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范文澜等②，学派如边政学派、华西学派等③，学术争论如“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上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但遗憾的是，都不是以中华民族为本体开展的学术史梳理，不能为中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最直接的学科史论证。基于此，本文拟进行拓展。 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前史应包含两种类型。一是从整体性入手论证“一”的特征、历程与规律等。二是从多元性着手，构建多元之间的联系，进而揭示出“一”的特征，最终指向一体化构建。两种方式虽阐释路径不同、研究对象迥异，但方向一致、目标相同，都应纳入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史书写范畴。中华民族的演变发展有数千年历史，与之相应，知识界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研究也有数千年历史，但由于不同时期族类观念有所差异，对中华民族本体的理解也各有不同。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自觉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书写 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天下一家”秩序下的“夷夏互变论”。文化是夷夏的判断标准，夷夏关系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改变。夷夏虽有别，但都是在天下一体或大一统下的秩序体系，体现为多元和一体的统一。夷夏之分在区域上体现为中心和四夷，本质上是文野之别。在上述思想影响下，古代史家建构出纳中心和四夷于一体的大一统历史叙述范式。各类正史虽叙及“四夷”，“考镜源流”，但大多并非以差异性叙述为目的，而是通过“夷夏共祖”等方式论述夷夏一体性。了解“多”是为了更好地叙述“一”，折射出古代史家的天下一体观。此外，夷夏一体的历史书写，广泛见于经史子集各类著述，以目录学方式呈现，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以中华民族为主题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史学和史料上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入自觉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中华民族研究为意识觉醒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动力。到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实现了两次飞跃。一是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赋予中华民族研究以确定对象，中华民族研究走向自觉；二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华民族研究注入新的灵魂，中华民族研究迈入新阶段。两次飞跃在时间上有前后关系，在范式上有超越和发展。 1902年，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1903年，他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1905年，他对“中华民族”概念作了深入阐释，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混合性，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④。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率先阐发，绝非个体意识的自觉，而是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心声。此概念甫一提出，便广受认可、广为流传。“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内涵的确认，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危机之下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⑤自此以后，中华民族成为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核心话语之一，而今已发展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梁启超率先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对近代学人的中华民族研究意义有三。 一是科学使用了“中华民族”称呼，继承超越了传统的“四夷史”书写，有效弥合了近代转型中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的叙事误区。此后以中华民族为叙述主体，贯穿古今，论证周边族群融入中华的论著层出不穷，较具代表性的有三部。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混合与发展事迹的梳理，阐释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族系，并分章论其流变。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用详细史实呈现了历史上各民族的混杂过程，及历史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关系。上述新范式的中华民族史书写将传统史籍中的“四夷”转化为现代民族概念中的族或族系，勾勒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史，实现了民族史书写的近代转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立论点，钩稽境内诸民族世系源流，编纂成体系的‘中国民族史’著述。就学术价值而言，相关著述不仅在编写方法上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一元’式叙述，还在研究内容上勾勒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⑥此外，还出现一些论著述及中华民族的结构、特性等，一些教科书也开始广泛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这一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