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谷苞先生在《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命题，指出这种“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交往中形成发展的历史结果，具有夯实民族团结思想基础的作用。在1986年发表的《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追溯神话、传说及大一统思想的演变过程，论证中华民族自远古起就存在文化共源与精神联结，强调大一统思想是各民族共有的历史传统。2007年，谷苞先生发表的《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进一步从国家形成史角度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机制，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与文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这三篇论文较为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性的形成过程及其共同发展的社会基础。 谷苞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是中国民族学由经验研究迈向理论建构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该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特征，为认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在当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总结并借鉴早期学者在理论探索中的经验与智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重温谷苞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探索，也能够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当前学界关于谷苞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学术思想的演进脉络与理论贡献，围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思想内涵、经验基础等展开了多层次的探讨。这些成果为认识谷苞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思想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现有研究整体上仍偏重于思想阐释与史实分析，对于其学术体系的结构特征及“共同性”理论的发展缺乏系统呈现。尤其是在如何从“边疆研究”上升到理论建构，以及如何通过“共同性”推动民族学理论本土化发展方面，相关讨论尚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整体性研究为视角，将谷苞先生的学术生涯、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重点分析其怎样在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中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理念，如何通过“从边疆看整体”的研究视角，揭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的历史脉络与学理演进 谷苞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长期边疆调查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相结合，从社会结构、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各民族的整体联系，阐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规律与动力机制。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的生成，具有思想孕育、体系建构与学术深化的学理发展过程，呈现出由经验探讨走向理论自觉的演进特点。 (一)“共同性”思想的孕育 “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的提出，并非谷苞先生学术思想的偶然构想，而是其长期从事边疆社会研究与民族关系史探讨的理论升华。自20世纪40年代在甘南卓尼地区开展社会调查时，谷苞先生在实地研究中便注意到民族关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发现汉人因战乱与饥荒等原因迁入藏区，通过入赘、吃兵马田等方式融入当地社会，而藏族群体在经济交往与日常生活中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并加以糅合[1](P65-73)。20世纪50-70年代，他在新疆长期从事民族研究，进一步揭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文化互渗现象，始终以边疆社会为观察基础探讨民族整体性的问题。谷苞先生从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多维度理解民族关系的整体性特征，他指出：“在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为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2](P42)这种交流往来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奠定了国家统一与民族交融的历史基础。 在文化史方面，谷苞先生通过对古代音乐、舞蹈与艺术交流的考察，揭示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他在《略谈古代龟兹乐舞对祖国文化的贡献》中指出，“龟兹乐是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文化的一大贡献”[3](P172)；在《〈西凉乐〉与〈伊州乐〉——我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相结合的乐种》中，又系统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音乐文化的融合过程，认为文化传播“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并不只是单方面受到影响”[4](P51)。这些研究体现了谷苞先生从边疆文化现象入手，揭示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双向融合的历史过程，反映出他对“多民族共创中华文化”这一整体性思想的早期思考。这种文化层面的互动观，为他后来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互动的实现，离不开经济往来的深层支撑。谷苞先生的《养蚕织绢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棉花、瓜果、蔬菜及其他古代西域和内地农作物的交流》等文章，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技术传播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他指出，“就我国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而论，我国各族人民都有其伟大的贡献”[5]。各民族在生产与生活领域中“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交流与互补，成为中华民族整体形成与发展的深层动力。 在对文化与经济互动规律的总结基础上，谷苞先生进一步从学理上揭示了民族关系演变的内在机制，逐步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关系史分析框架。他在《论充分重视和正确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命题既符合历史事实，也具有现实政治意义。他反驳“民族斗争主导历史”的观点，强调民族斗争并非常态，“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事，却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到处进行的”[2](P44)。在他看来，民族关系的演变应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加以解释，而非以冲突为主要线索。这些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认识，构成了其“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