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民族主义与战争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学术地位。民族主义通常仅被视为国家进行战争动员的工具性手段，而非影响战争爆发的核心解释因素。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观点：民族主义仅代表了国际政治秩序中的次要力量，因为其大多由国际安全竞争导致，是动员大众支持国防的工具。因此，民族主义被简化为可由政治精英操纵以进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工具，进而贬抑了其作为独立解释变量的价值。 现有比较政治学对内战(civil wars)的研究也倾向将民族主义看作“动员工具”。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认为：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话语(ethnic nationalism)往往被反叛者策略性地使用——如通过宣称“群体代表性不足”或“受系统性压迫”来合理化其抗争行为；然而，这类话语往往掩盖了反叛者的真实动机，即资源争夺(如对石油、矿产等经济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权力诉求(对中央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等。在此分析框架之下，民族主义仅扮演着“动员工具”的修辞角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与认同政治的实际影响遭到了系统性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角无法完全解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某些经验事实。例如，部分学者通过跨国战争联盟的案例论证这样一种现象，即国家间可能因族群—民族纽带(ethno-national ties)而形成特殊的战时同盟关系。①即使在战争中，国家之间的联盟也可能受到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实际上会支持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拥有共同族群或民族纽带的交战方。这表明，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其内在的认同逻辑亦能独立形塑冲突的生成。 尽管在以上理论图景中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但从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往往被边缘化为战争的非核心因素。无论是国家间战争还是国家内部的战争，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世界的战争因素并不是一种突出的做法。但近年全球政治的现实迫使学术界重新审视这一观点。特别是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莫迪(Narendra Modi)等坚定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崛起，民族主义被带回至全球政治的前沿。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两大当代冲突中，民族主义作为战争直接诱因的趋势尤为凸显。 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强。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与战争如影随形，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民族主义被视为战争爆发的副产品或动员工具。威默主张，民族主义不仅是战争的核心动因，更是在过去两百年间全球范围内大量暴力冲突(包括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根本解释因素。②这也是后文将展开详细论证的核心观点。 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战争的原因 权力(power)与合法性(legitimacy)是分析政治生活的核心维度。政治权力体现为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政治合法性则是支持权力主张的理念基础，其核心功能在于解释统治资格的正当性。从理论上说，权力的争夺与合法性的构建共同构成了战争的两大根源。第一类战争源于常规性的权力斗争，包括军事政变与反政变、选举失利后的暴力夺权、王朝继承战争等现实政治冲突；第二类战争则更深层，更具破坏性，它围绕政治基本原则与权力合法性展开。当不同群体对“谁有权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这种冲突更容易升级为全面战争。其原因在于，这类合法性之争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被压制的群体完全丧失政治参与的正当资格，进而形成一种零和博弈的局面。在这种刚性对抗中，妥协空间被彻底挤压，暴力往往成为唯一出路。 下文将聚焦于上述的第二种合法性斗争。它是关于政治制度规则的原则性斗争(principled struggles)，并在过去两百年间深刻形塑了全球政治格局，其中的某些关键斗争甚至对全人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将始终秉持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以理解这一进程。在广泛、全面且具有比较意义的视角中，诸如中国这样的主要大国与瑞士、博茨瓦纳等中小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场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斗争源于帝国意识形态(imperial ideologies)的兴起。该意识形态声称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种族或文明优越论之上，即认为被统治族群在本质上是低劣的。这套合法性话语成为所有帝国的根本统治原则。受此驱动，近代帝国版图急剧扩张：这一序幕首先由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拉开；继而登场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随后是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等西欧殖民势力及俄罗斯帝国——它们分别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延伸；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帝国亦加入了这场全球范围的帝国竞逐。 第二场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源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作为一种反帝原则(anti-imperial principle)，民族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异族统治的正当性。它主张一种民族自决原则(self-rule)，即每个国家应由其所属族群的成员执掌政权。根据这一逻辑，任何异族统治——无论是英国对尼日利亚的殖民，还是奥匈帝国对罗马尼亚语族群的管辖——均丧失合法性。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民族国家模式在19世纪至20世纪迅速兴起并遍及全球，最终取代帝国体系及其赖以维系的帝国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