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的模式：欧美民粹主义的边缘激化与主流极化

　　民粹主义(populism)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一国的制度是否有利于纾解民粹主义情绪，从而调节民粹主义的政治社会影响。随着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政党崛起以及特朗普主义所引发的一系列美国内政乱象，民粹主义获得的关注空前增加，日益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粹主义在各国的发生、演进与后果有所不同。①尽管既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拉美、欧美和东欧民粹主义的区别，特别是已有文献指出了欧美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差异，但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系统性解释。②本文将对这种异质性开展深入研究，并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同为“巩固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ies)体制，不同国家应对民粹主义冲击的绩效差异会如此巨大？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首先将结合文献回顾，探讨民粹主义与西式民主制的理论关系。随后，本文将在批判借鉴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民主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于西方民粹主义演进差异的新解释，即“民粹模式”。

　　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将在第一节回顾当代的民粹主义研究成果，指出既有文献中机制研究的缺失以及民粹主义与西方民主制的内在理论联系，这是后续理论拓展工作的基础。其次，基于对利普哈特“民主模式”理论的反思与修正，本文将在第二节提出与“共识民主”和“多数民主”两种民主模式类似的“边缘激化”和“主流极化”两种“民粹模式”，以此作为机制性框架来解释西方国家应对民粹冲击的绩效差异。在第三节，本文运用该理论框架分析奥地利和美国的案例，以说明两种“民粹模式”的合理性。第四节将纳入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四国的案例，通过比较分析和指标分析来进一步检验民粹模式框架的核心机制和外部效度。第五节为结论。

　　一、寻找因果机制：民粹主义文献综述

　　当前民粹主义研究总体呈现三大特征(见图1)。第一，在民粹主义的定义层面，尽管学界就其“反精英/建制”特点和“左翼—右翼”区分标准形成了两点共识，但该概念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晰，学者往往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对其进行操作性定义。第二，在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层面，学界已经进行了比较完善的积累，主要从三个维度(经济社会、政党政治、政治文化)进行了解析。第三，在民粹主义的影响层面，许多研究关注“作为自变量的民粹主义”如何产生影响，但往往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于民粹主义影响的作用机制。这成为民粹主义研究的重要缺失，也是本文探索的理论起点。

　　

　　图1 民粹主义研究进路的机制小结

　　(一)定义研究

　　在定义研究层面，对民粹主义的关注热度并未使学界对该概念作出清晰的定义，因为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与政策风格。③这种多重属性让学者们通常倾向于从多维度理解民粹主义：在经济层面，民粹主义鼓吹饮鸩止渴式的经济政策，即虽可让民众短期受益，但从长远看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政治层面，民粹主义痴迷于与具有个人魅力的民粹领袖建立直接的认同关系，拒绝现有的代议制度和机构的中介作用；在文化层面，民粹主义强调的“人民”具有排他性的边界，这种边界往往与种族或民族身份有关。④不过，尽管缺乏简明的定义，学界仍然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点共识聚焦于民粹主义内含的反建制色彩。民粹主义是以“人民”的不证自明性为前提⑤，以“民意的合法性”为话语核心⑥，具有强烈的反精英(代表)与反建制倾向⑦。第二点共识是将民粹主义划分为“左翼”“右翼”两派，其中“左翼民粹主义”突出阶级性和“进步性”，除了要求经济平等、拒绝精英代表平民的利益⑧，还认同性别平等、文化宽容、环境保护、种族多元等议题的价值⑨；“右翼民粹主义”则强调民族性或种族性，主张本土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反对全球化⑩。由此观之，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它既可以与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形成左翼民粹主义，也可以与保守主义结合形成右翼民粹主义。(11)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浅薄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12)

　　(二)原因研究

　　在原因研究层面，学界对于“为何民粹主义会在西式民主国家中兴起”这一问题，主要给出了三类解释。第一类解释关注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具体而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及其产生的不平等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有学者借用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脱嵌”理论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流化所引起的民众不满，指出这种不满催生了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13)而在美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占据上风，国内大量财富进一步向极少数人集中，导致中产阶级向上流动减少，劳工阶级陷入困境，社会中下层被迫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潜在支持者。(14)第二类解释关注政党政治的失灵，特别是聚焦于西式民主国家的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即相关政党无法代表失意的社会中下层，从而为民粹主义势力和有关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例如，有学者指出，随着西方主流政党疏离社会、融入国家，它们失去了与普通公民的制度化联系，表现出“政党国家化”的特征。这导致主流政党代表功能弱化，使选民的诉求和利益无法获得及时的政策回应和有效维护，从而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15)也有学者在考察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后认为，由于欧洲政党在现实政治经济压力之下被迫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传统“左右之分”的政党格局已让位于新政治分野，而民粹政党正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16)第三类解释则更加关注政治文化的变迁。这类解释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多元化与进步主义使社会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危机，从而在文化认同层面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学者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并非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文化和心理要素在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17)与之类似，有学者发现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无清晰的经济议题诉求，却更习惯于诉诸文化议题。(18)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类政党所借助的保守右翼民粹思潮是对左翼民粹思潮宣扬的文化价值和身份认知的一种反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