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产业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不仅是描述产业发展活动时空格局的演化过程，更主要的是剖析产业地理过程背后的影响机制与驱动力量[1]。尺度思维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已有“尺度思维”研究主要围绕尺度划分、尺度转换、尺度关联和尺度效应等方面开展[2-4]。在产业地理研究中，尺度思维已经得到广泛运用。根据地理空间范围的相对大小，产业地理研究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三种尺度类型[5，6]。 经典理论框架关于尺度力量对产业地理过程驱动机制的解释经历了从单一尺度视角到尺度互动视角的发展。在单一尺度的分析范式中，地方尺度视角关注内源性的地方力量，认为经济主体的联系和作用以地理邻近为前提，强调产业发展历史、社会组织结构等地方要素通过规模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等机制影响地方的产业演化方向、组织方式及运行效率[7-11]。国家尺度视角则普遍关注宏观层面的制度性要素，认为宏观的国家创新系统、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因素塑造了产业的结构升级、空间集聚以及区域间联系[12-15]。全球尺度视角则强调外向联系为产业带来的升级或锁定作用：一方面，FDI、贸易等外向联系会为产业带来新知识与生产要素，促进产业路径突破；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对价值链的治理有可能使得边缘地区产业形成低端锁定[16-18]。上述研究更多地从内生或外生的视角审视区域发展。然而，产业发展并非独立存在于全球、国家或地方等单一尺度，其实际上是关系建构与多尺度力量作用下的动态结果[19]。近年来，研究视角侧重于尺度间的互动，强调从垂直和水平的维度解构尺度，并基于关系和网络的视角理解产业地理过程[3]。如Bathelt等[20]提出了“全球管道—本地蜂鸣(Global Pipelines-Local Buzz)”框架，认为地方产业集群内部的面对面交流与互动培育了知识溢出与创新氛围，而本地企业则通过广泛的跨国合作、技术引进或人才流动获取新知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则将产业发展看作关系建构的过程，一方面跨国企业整合全球要素实现高效生产，另一方面地方基于自身区域资产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战略耦合，促进自身的产业升级[21，22]。 产业地理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进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过程引入和激活了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力量。在三种尺度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由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推动中国产业地理“东高西低”格局的形成[1，23]，也使得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整体提升[24]，创造了世界产业发展历史的“中国奇迹”。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为应对世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期通过进一步调整不同尺度力量的互动关系，进而优化中国产业地理格局[25]。无论是从单一尺度视角，还是从尺度互动视角出发，都难以仅运用一套理论体系对上述产业地理过程及战略取向进行系统解释与演绎[1]。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尺度思维在产业地理研究中的应用，以深刻理解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尺度力量对产业地理过程的综合影响。在现实发展情境之中，产业地理过程受到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尺度力量的共同作用。虽然在不同的发展情境之下，三种尺度力量影响作用的强弱互有差异，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剖析尺度力量对产业地理的影响需要对三种尺度力量进行“合力分析”。而地方是产业发展的最终场所，地方化是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尺度力量实现对产业地理过程影响的共同途径[26]。地方化过程既是不同尺度力量合力形成的作用点，也是分析三种尺度力量合力作用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尺度地方化模型(Scaled Localization Model)以解析产业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化过程。该模型强调，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类型的尺度力量一方面并非简单的“融合”或“互动”，另一方面并非直接作用于地方发展。多尺度力量必须经历地方化过程(Localization)——即地方主体基于自身特质通过能动性实践，实现对多尺度力量的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形成各种横向和纵向联系。如此，多尺度力量才能在地方产业集聚中构筑制度厚度、地方嵌入、贸易与非贸易依赖(Traded and Untraded Interdependency)等，实现对产业地理的影响[23]。 在后续部分，本文将首先对尺度地方化模型进行详细介绍；然后重点梳理中国产业地理实证研究，阐述尺度地方化模型的应用；最后结合现阶段产业发展宏观趋势分析，对尺度地方化模型的应用拓展进行讨论，以期为高质量发展时代下中国产业地理格局的打造、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区域协同战略的实施等研究提供参考方向。 2 尺度地方化模型 产业地理研究对于尺度力量的关注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已经发展出诸多经典理论[27]。不同经典理论的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集聚经济和新区域主义主要关注地方力量。前者侧重论述地方力量的经济特性，强调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性在产业地理过程中的影响作用[28，29]。而后者则认为地方力量是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各类型力量的综合构成[30]。相比之下，“全球—地方”理论框架则侧重关注全球力量所引入的外部要素对于各地产业地理过程的影响作用[20]。 另外，产业地理研究经典理论大都形成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受新自由主义思想浪潮的影响，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逐渐隐于幕后。因此在经典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国家力量的产业地理效应普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境、尤其是后发经济体的赶超过程中，国家力量没有发挥作用[13，2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力量的积极作用下，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在引入全球力量的同时，有效激活了地方力量[23]。不仅于此，国家力量的产业地理效应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伴随着各类制造业回流计划的持续推进，发达经济体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作用又再次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