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复杂背景下，为应对物资匮乏、金融混乱以及敌伪经济封锁的挑战，探索出了以物资为信用基础的货币制度——“物资本位制”。这一制度不仅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独特实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通过金融手段稳定经济、保障战争供给的政治智慧。其核心在于将货币发行与粮棉等关键物资储备挂钩，通过实物信用支撑货币价值，从而在缺乏贵金属储备和外部支持的条件下，构建起一套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在实践中，物资本位制表现为“物资+计划+货币”的三元结构。其中，物资为信用支撑、计划为调控手段、货币为流通媒介，三者相互支撑。曾主持山东货币工作的薛暮桥说道：物资本位制是指“发行的货币没有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① 货币的本位制是近代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学界已对中国近代货币本位的概念传入、理念论争、制度运用等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②其中，在中国货币本位制的讨论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杨端六、王业健、何汉威、滨下武志、卓遵宏等认为近代中国是银钱复本位制；彭信威、景复朗、燕红忠等则认为是银钱平行本位制；侯厚培、魏建猷、全汉昇、万志英皆主张银本位制；张家骧、耿爱德等认为是铜钱(制钱)本位；卫斯林、赵兰坪、古田熊虎、叶世昌等学者主张近代中国无本位制一说。③之所以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其对货币本位制度的不同理解。西方货币本位制的核心在于确立统一标准单位，而中国独特的货币使用状态，难以契合西方国家的本位制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便是无本位制。若放松某些条件，从中国货币运行实态的角度分析货币本位制，学界便可从不同切面提出不同的本位制观点。显然，中西货币并不相同，只有从中国货币实际状况入手，才能理解中国货币本位制问题的复杂性，亦可以认识中西方货币制度的分流问题。④ 可以看出，既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近代国家整体的货币本位制度。对于中共革命时期的货币本位制度，学者们从宏观层面多对其金融成长、发展与作用展开阐述，从微观层面则主要对银行机构、货币斗争、金融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⑤但这些研究多聚焦在区域货币发行和斗争关系层面，对物资本位制的关注略显不足。⑥目前，申春生、唐致卿、王士花、郭本意等在阐述根据地货币政策和货币斗争时关注到物资本位问题，指出中共在实践中提出物资本位制，跳脱了金银本位的贵金属货币思维。通过有效运用市场流通规律与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成功使缺乏贵金属支撑的根据地货币保持了币值与物价的稳定。这为理解信用货币的价值锚定机制、国家能力在货币信用构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赵占豪、郑录军、高晓改、孙军等则立足于薛暮桥物资本位制的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了北海银行所实践的物资本位制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指出物资本位制的价值锚定从稀缺性向有用性转移，这种有用性构成了货币购买力最直接的保障。⑦这些研究加深了学界对物资本位制价值锚定等方面的认识，但未能揭示出中共对货币本位制运用与创新的阶段化发展过程，也未能诠释出中共物资本位制的信用创造和稳定机制。 基于此，本文从实践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货币发行政策调整过程以及创立物资本位制的内外驱动力，分析中共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运用，借此窥探中国货币制度的特殊发展路径。 一、银本位、汇兑本位的制度尝试与实践 法币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货币制度。按照制度设定，银圆为本位币，银角、铜圆为辅币，相互兑换流通。另外，还有银行等发行的可与金属货币兑现的纸币。然而，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权较为分散，市面上既有不同政府铸造的银圆、银角、铜圆、制钱等金属货币在流通，亦有官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还有民间团体私铸的各类金属铸币，以及军阀士绅、地方商号等印制的土杂钞。⑧而且，金属货币又存在降低成色、重量的情况，纸币往往又因滥发无法实现十足兑现，各个货币的币值难以保持稳定。“同一货币在同一时间，价格因地而异，在同一地域，比率因时不同，而主币与辅币之间又无一定标准，惟依供求趋势而成行市。”⑨这对商品流通、人民生活、政府收支、军队供给等均造成了严重困扰。 大革命时期，中共便指出“中国币制紊乱已极”，⑩提出了创办农民银行与发行货币的主张。中共意在通过掌握货币发行权，来打击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实际上，此时中共的货币思想主要任务在于争取农民参加革命，并不在于重塑货币制度。因此，所发货币沿用当时银本位制发行理念，(11)以银元为发行准备金，且实行十足准备，承诺纸币与银圆等价兑换。(12)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中共的纸币随之停止流通。农民银行货币发行时间短，流通区域也较小，产生的影响力有限。既往对中共早期金融的研究，多关注其“破旧立新”，强调新币取代旧币、新的信贷形式取代旧的借贷关系。(13)实际上，从货币本位制的角度而言，此时中共仍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依旧采行银本位发行策略。中国社会对白银货币的习惯与信任已是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更改。这也是近代中国多次欲变革货币本位制而终未能实现的一大原因。此时，中共尚处于创建期，没有变革货币本位制的力量，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借用已有的体制。这可用诺思等的制度变迁理论予以解释，即制度变革需要“成本”。(14)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发行的货币仍实行银本位制，但突破了十足准备金的限制，尝试实行比例准备金制度。此时期，中共更加注重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发行上的作用。1932年7月，中共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纸币需有30%的金银贵金属或外国货币为准备金，其余部分以短期汇票、各种证券以及容易变现的物资为保证准备。(15)当然，所谓金银贵金属或外国货币，实际依旧以白银为大宗，黄金仅占少许，一般作为储备工具，轻易不予兑换，外国货币更是罕见。如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的现金准备中，有银圆五六万圆，50两的元宝二三十个，其他如手镯、项圈等零碎银子4万余两，金子仅270余两，另有铜钱1万余串。(16)中共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的确立不仅使其货币有了信用保障，还可以借助发行基金，超越金属币材储备限制，发挥纸币供给的弹性作用。“纸币发行之初，保证兑换银元，所以推行顺利，信用也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