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货币流通领域的全球化。1816年英国率先确立金本位，随着工业革命后货币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金本位有了新的制度安排和内涵。1870年后，金本位逐渐成为世界货币制度，从单一国家金本位迈向国际金本位货币制度(An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其中金汇兑本位制最具有历史的复杂性。二十世纪之交，西方货币理论及制度史上出现一种思潮，认为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都应该向金本位制度靠拢，进而要求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执行固定汇率。此外，西方所谓货币学家和政治家认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货币制度可以进行“协商”或“安排”。 近代中国以银和铜为金属货币，其中，铜并不是银的辅币，这种货币体制被称为银铜复本位制①。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积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由于战争赔款和国际贸易日益增加，近代中国对外货币结算问题成为备受西方列强关注的货币问题，近代中国也逐渐成为国际金本位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环节。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期。在外交领域，1899年和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针对欧洲列强(包括日本)，尤其是英、法和俄国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提出的外交政策，试图实现“利益均沾”。在货币金融领域，美国开始在殖民地推行金汇兑本位制，鼓吹“金元外交”政策。为此美国培养了大量财政金融专家作为其政策的具体推动者，其中活跃在20世纪初国际金融领域的货币专家，常被称作“Money Doctor”②，精琪(Jeremiah W.Jenks)③正是其中重要一员。1903年，精琪作为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④三位专家成员之一，受清政府邀请，于次年初正式访华，开启了外籍专家正式涉足并干预近代中国货币制度设计的历程。 关于精琪访华及精琪币制改革方案，早在1962年杨端六先生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1965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中已有分析。近年来的研究中，韩国学者丘凡真(2005)提出除民族主义因素外，“货币发行地方化”以及财政“陋规”现象都是导致精琪币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赖建诚等(2009)分析了精琪方案的技术合理性、金银套利风险及可持续性，肯定了方案设计本身，并认为如果实行这一方案，金汇兑本位的体系可能会在1904-1916年和1928-1930年保持稳定。崔志海(2017)则更为全面地展现了精琪访华始末，指出地方势力并非“精琪方案”真正受挫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方案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本质上是美国争夺国际货币话语权的工具。邹进文等(2018)聚焦于清末的货币本位问题，对比张之洞与精琪的理念分歧，同时探究了国际因素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何平(2022)明确指出，“精琪方案”是美国政府主导、带有侵略性质的货币改革设计，同时揭示了金汇兑本位制存在的诸多弊端⑤。 此外，币制改革史的研究也关注了精琪及其他来华货币专家，如卓遵宏(1986)、李宇平(1987)、叶世昌、李金宝、钟祥财(2003)、李细珠(2015)、燕红忠(2019)、熊昌锟(2019、2023)、张华勇(2020)、段艳(2022)、戴建兵、陈晓荣、申艳广(2024)等研究⑥。上述已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近代货币史的研究，拓展了货币史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本文基于国际货币理论史的视野，拟全面梳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报告，以精琪访华为核心线索，客观地描述西方国家对晚清货币制度改革的干预及金本位制度思想的强势输出，以期说明二十世纪上半叶货币全球化进程中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与全球货币金融的关系。 二、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立及初始活动 (一)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立 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对西方列强赔款总额为白银4.5亿海关两，年息4厘，分39年偿付，该笔中国近代史上最高金额的赔款史称“庚子赔款”。由于西方列强已实行金本位，清政府对外结算货币为白银，因此引发了是用金还是用银进行直接赔付的问题。1902年9月订立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第二款要求清政府统一国内货币，以利于纳税及对内对外支付结算⑦。1903年的中美、中日商约中也有类似的货币条款要求，清政府被迫正视本国货币制度问题。 十八世纪至1870年前后，英国的金银比价一直稳定在1∶15—1∶16左右。美国从1837年到“南北战争”时期，金银比价则基本维持在1∶16左右。随着十九世纪白银产量大增，自1870年起，世界上白银与黄金的兑换比价总体上处于下跌趋势，如图1所示。据统计，1900年、1901年的金银比价分别为1∶33.33、1∶34.68，1902年白银价格暴跌，金银比价为1∶39.15⑧。由于银铜复本位，近代中国既要面对国内银铜比价变化，又要应对国际金银价格的剧烈变动⑨。1902年底，墨西哥驻美头等公使以维持银价为由，与清政府驻美代办沈桐会面，并“请转达中国政府可否中墨两国会商维持银价之善法”⑩，此提议得到清政府的同意。
图1 1837年-1936年金银比价(同量纯金与同量纯银价格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