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收入与支出是国家财政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财政学研究中的基础概念，其规模大小与结构形式成为分析国家经济发展、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依据。一直以来，历史时期的财政收支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最早统计了现存文献中北宋(至道、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庆历、皇祐、治平、熙宁)和南宋各时期的岁入和部分时期的岁出①。全汉昇通过讨论货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历史脉络，对比唐宋财政岁入结构与数量，着重研究了宋代财政中不同类型的货币收入②。20世纪80年代，郭正忠结合两宋财政制度的特点指出，某些时期的中央岁收数字记载有局限性、中央财利具有分割性(隶属不同层级和机构)以及岁收统计具有杂乱性等。只有在深入理解财政岁收制度复杂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解读和运用史籍中存留的财政数据③。黄纯艳认为，史籍记载不完整、内藏库财赋的隐秘性和财政统计的复合单位等三大因素，导致厘清宋代全国财政收支变得十分困难④。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正文中简称《朝野杂记》)甲集中总结了两宋时期中央货币收支的演变，成为不少学者统计和研讨宋代中央收支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学界未对其数据来源做精审考释。有学者指出，李心传所据当来自光宗绍熙年间秘书郎郑湜所上奏札，却未能进一步详论⑤。 郑湜奏札被保留在由南宋中后期士人章如愚编撰、吕中增广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以下正文中简称《山堂考索》)一书中⑥。《山堂考索》后集卷六三末收有一份题为“光宗绍熙三年”计四百余字的臣僚奏言②，续集卷四五和卷四六所引部分相同的文字，注明为“郑湜札子”⑧。由此，笔者将此臣僚奏言定名为“光宗朝郑湜札子”。此札涉及自北宋至南宋不同时期的财政数据，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郭正忠在考辨光宗朝绍熙年间的货币岁收时认为，郑湜札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⑨。实际上，郑湜此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详实的财政数据，更在于其成为后来宋人对本朝货币财政规模进行经典总结的源头。本文拟在复原光宗朝郑湜札子的基础上，疏证其上札背景和内容，希冀在挖掘此札深层意义的同时，重新认识两宋中央货币财政的规模。 一、郑湜札子复原与上奏背景 光宗朝郑湜札子的主体内容目前只见于《山堂考索》后集之《财用门》中，从“臣闻”“国朝”等用语可判断此处保留了当时郑札的一些原貌。而《山堂考索》续集《财用门》之《宋朝财用·今日费用》和《东南岁入·宋末所入倍于祖宗时所费亦倍于祖宗时》则改“国朝”为“宋朝”或“宋”。不过，这两部分文字可校补《山堂考索》后集刊刻原札时的部分文字错讹或删削处。原札叙述自“今上供正赋”至结束的文字，可通过续集中的《诸路经制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两浙租赋》校补。此外，间有部分文字不同，可能会引起含义的变化。例如，原札熙丰岁入作“五千万”，《宋朝财用》作“六千万”；“东南岁入不满”，《东南岁入》作“东南岁入不过”，语意相同，而《宋朝财用》作“东南岁入不啻”，则有不止之义；“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宋朝财用》“祖宗”作“神宗皇帝”云云；“至宣和末”，《东南岁入》作“至宣和间”，时间表达上略有参差；“一岁通收缗钱不过”，《两浙租赋》作“一岁通收缗钱不下”，有不止之义；“州郡支费”，《诸路经制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作“州县支费”，包含了两个行政层级的费用。这其中部分语义的不同之处，将在下一节中详加辨析。 光宗朝郑湜札子文本的复原可参阅本文第二节表1所录文字，虽然这不是郑湜原札的完全版，但仍可见当时上札的核心内容。那么，此札上奏的具体时间是在何时呢？ 《山堂考索》给出了“绍熙三年”和“绍熙中”两个相对明确的时间点⑩，光宗绍熙纪年共有五年，绍熙三年(1192年)可视为绍熙中，似乎《山堂考索》书内文献达成了一致，无可置疑。但是，《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以下正文中简称《两朝纲目》)光宗朝淳熙十六年二月“诏职事官轮对”纪事下，节录了“秘书郎兼权吏部郎官郑湜”的三封奏书。其第三奏载： 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时(A)。盖所取者皆祖宗时所未尝有，而作俑于后来；所用者皆循习承平积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B)。愿先以清心寡欲、躬自节俭为本，然后明诏大臣(镗)[裁]度经费，除奉宗庙、事两宫、给兵费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滥恩横例皆厘正之，然后使版曹会一岁之入，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晓财赋者，使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宽民力(C)。(11) 《两朝纲目》将此奏称为“宽恤民力一章”，这里姑且命名为《宽民力奏》。为便于文本对照，根据《宽民力奏》的内容，可分为A问题、B原因、C举措三个部分。其中，A正好可以对照前揭郑湜札子的“臣闻当今之务，莫急于宽民力”一句。B可对照“此无他故，所取者皆祖宗时所未尝有，作俑于后来也；所用者皆循习升平积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也”一句。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宽民力奏》与光宗朝郑湜札子实为同一奏书。C应该也是郑湜札子的一部分，只是未被《山堂考索》节录而已。此外，《两朝纲目》又载：“疏出，四方盛传……湜所陈，惟宽恤民力一章，丞相留正尝命中司、版曹、检正、都司置局，同共稽考。”(12)《宋史全文》则为“疏既出，右丞相留正乃命”云云(13)。如果单就上引《两朝纲目》节录的文字来看，我们还不太能够理解郑湜上奏后，朝廷即命御史台、户部以及宰属(检正、都司)共同置局稽考经费的缘由。从宋廷对《宽民力奏》的重视程度来看，郑湜的奏文一定是言之有物且切中肯綮的，只有这样才能耸动朝廷，使其采取切实行动。结合《山堂考索》所录札子内容，想必刚刚即位的光宗皇帝，御殿听闻郑湜展读札子中罗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数据，且事关国家财政大计，自然会为之动容。《两朝纲目》《宋史全文》将郑湜奏文定性为“疏”，只是纂修之史的一般化表达，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转对札子，属于上殿札子的一种(14)。那么，郑湜的转对札子是上于淳熙十六年二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