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少子化作为当代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少子化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从人口学角度看，少子化直接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减少、社会抚养比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少子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长期的少子化会对人口和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包括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通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储蓄率、投资需求、消费结构等经济要素，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再次，从社会学角度看，少子化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变化、女性地位的提升等深层次社会现象。少子化不仅是一个人口学现象，更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多维度的复杂社会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35‰的高位水平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以下，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出生率为6.77‰。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第22期《求是》杂志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发生在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要积极加以应对”，进一步凸显了破解少子化问题的紧迫性与战略性。在此背景下，构建科学的少子化指标，为研判少子化程度提供科学、统一的工具，为构建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支撑，最终为国家制定人口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少子化”一词是由日本于1992年在《国民生活白皮书》中首次提出[1]，中国学者自1997年起开始关注少子化，初期聚焦日本少子化研究，2010年前后转向我国的少子化研究。当前学界对于少子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少子化的概念探讨。1992年日本《国民生活白皮书》中首次提出的“少子化”是指出生率低下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和社会儿童数量的下降倾向，并将“少子社会”定义为“儿童和年轻人少的社会”[2]。2004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进一步提出“少子社会”是指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并且儿童数量少于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的社会①。学界对少子化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一是明确少子化是指出生率(或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儿人口数量(或比重)减少的现象[3-5]；二是认为少子化是指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社会现象[6-9]；三是认为少子化是指出生率(或生育率)降低或少儿人口减少的现象[10-12]。其次，关于少子化程度的测度指标研究。现有研究多依赖单一指标，主要包括出生率(或者生育率)[8，13-15]和0—14岁少儿人口占比[16-18]两类，缺乏能够反映出生水平的活跃程度以及少子化累积结果的综合指标。再次，关于对中国少子化程度的划分和认识。有学者以出生率为衡量标准，认为我国于1999年进入少子化，2002年进入严重少子化，2018年开始步入超少子化[13]；也有学者依据0—14岁人口占比，认为2006年我国进入少子化，2022年进入严重少子化[19]；姜星海、薛喜慧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2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处于超少子化阶段[21-23]，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其他相关研究。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少子化的成因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晚婚、晚育甚至不结婚的人口学因素，经济收入不稳定、育儿成本过高的经济因素[24-25]，也有学者提到传统性别分工固化、男女性别意识变化不同步、个人主义意识提升等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导致少子化的原因[26-27]；二是少子化的影响后果，包括对人口老龄化[28]、消费[29]、养老资源[30-31]、经济增长[32]、劳动力市场[10]、教育[3]等方面的影响；三是国际经验借鉴，其中日本作为少子化研究的重要案例，其政策演进、社会影响及应对困境被广泛探讨[33-34]，韩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相关经验也为研究提供了参考[1，35-38]。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少子化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借鉴，但还存在如下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第一，对少子化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少子化到底是指生育水平过低，还是指少儿人口比重过低；第二，少子化程度的测度主要依赖出生率、生育率或少儿人口占比等单一指标，局限性比较明显，难以全面反映出生水平活跃度与少子化累积结果，构建融合多维度信息的综合指标是弥补这一缺陷的必然方向；第三，由于概念和指标不一致，导致对中国少子化程度和所处阶段划分存在较大不同，对精准刻画少子化的特征和进行政策分析造成困惑。上述分歧的核心源于衡量标准的差异，单一标准无法完整呈现少子化这一复杂人口现象，因此构建科学的综合衡量指标体系仍是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厘清少子化核心定义，化解学术认知分歧。通过整合“生育水平过低”与“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双重维度，解决学界概念表述与侧重不一致的问题，为学术交流提供统一的概念基础，避免因概念分歧导致的研究结论混乱。②构建综合测度指标，弥补单一指标局限。文章创新性地构建了“少儿缩减指数(Child Reduction Index，CRI)”，通过标准化出生率与0—14岁少儿人口占比的几何平均计算得出，实现了“动态生育水平+静态累积结果”的双重衡量。克服了传统单一指标存在的阶段划分不稳定、反应不灵敏、难以全面反映少子化本质等缺陷，具备阶段连续性、动态灵敏性、计算简便且数据易获取的优势。③精准划分少子化阶段，清晰刻画中国演变特征。文章基于CRI指标与系统聚类分析，明确了少子化阶段划分阈值，在此基础上清晰界定了中国少子化三阶段演进轨迹，纠正了单一指标导致的阶段划分混乱问题，精准反映了中国少子化的动态演进与区域“东高西低”分布特征。④提出针对性政策启示，强化实践指导价值。从科学认知、全链条应对、区域分类施策、动态监测评估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并突破传统政策聚焦单一指标的局限，强调兼顾当期生育激励与长期结构优化，为国家制定人口战略、应对超少子化挑战提供了可操作的科学参考。 二、少子化的概念与测度指数构建 1.概念界定 本文认为少子化是指生育水平过低并由此引起的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因此少子化概念既应该涵盖生育水平的过低现象，也应涵盖0—14岁少儿比重下降的变化，是二者的整合。少儿人口规模过少是生育水平过低的累积结果，即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反映的是过去14年内生育水平的总和效应，而生育水平则是当期生育行为的直接体现，二者共同构成了少子化的完整概念。若仅考察生育率下降的程度，而没能反映少儿比重的缩减，则呈现的是即期生育水平的波动，难以反映真正的少子化现象；反之若仅考虑少儿比重的下降，而没有反映持续的低出生率水平，则也有可能是结构惯性导致的短期变动，少子化现象也难以继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