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工作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当前重大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明确提出，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014年以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优化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1992年，中国正式进入低生育社会。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直接获得的当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1.22和1.18，虽然学者对于中国真实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存在一定争议，但中国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的现实日渐清晰却是不争的事实，并最终导致了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先后出台(王军、刘军强，2019；王广州、王军，2019)。①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低生育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基于此，三孩政策于2021年开始实施。总体来看，当前极低生育率的现实并不能否定人口政策调整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还是当前的三孩政策，都使得原先被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育龄女性的生育需求，从宏观层面则体现为有效缓解了生育率过快下降的态势。因此，人口政策的改革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有效应对人口低生育风险挑战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从而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鉴于超低生育率、人口快速老龄化和高流动性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要真正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当前的超低生育率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中国自1992年实现低生育水平以来，其间累积了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并最终于2022年开启了人口负增长。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需要清醒认识到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且充满了风险和挑战，如果应对不佳，则经济发展、生产和消费、劳动力供给、社保基金、家庭婚姻等各领域都将受到巨大冲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能否有效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并进而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来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做到有效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需要走出一条兼具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式路径。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低生育现象是一个全球现象，低生育现象目前正在全世界蔓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内在规律性。同时，世界各国对于低生育现象的认识和研究明显滞后于低生育的现实本身，有关低生育的公共政策通常收效甚微，低生育现象成为看似“难解”的问题。其次，要清醒看到，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要明显超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超低生育率铭刻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口政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印记(郭志刚，2015；郑真真，2022)。②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具有人口政策烙印的现实清楚表明，中国要真正有效应对超低生育率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机遇和条件，应正视历史和仔细审视当前并从中察觉未来趋势与动向，进而采取针对性政策和行动来化解低生育风险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要有效应对中国的超低生育率问题，需要做好三件事情，分别为科学研判中国当前及未来生育形势、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取向、实施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③其中，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是认清当前低生育实际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这是实施包括生育支持在内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目前世界各国人口学界对于低生育的认识总体上仍处于前期探索阶段，对于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并没有提出具有明显解释力和预见力的科学理论。在此背景下，要认识中国的当前生育水平及未来趋势，没有他国成功经验和成熟理论可以借鉴，而只有依靠对于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实际观察、测量和分析，尤其要重点关注主导未来生育趋势的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郑真真，2022)。④ 要做好的第二件事情是重新审视以往高生育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建立符合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和顺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的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的新取向，要将育龄女性自身生育意愿作为制定、实施和评估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客观认清当前及未来生育趋势的基础上，要实行切实有效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首先在理念层面统一思想和凝聚共识。以往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快降低人口增速和生育水平，尽早实现人口转变，其与当前人口负增长、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因此对于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的取向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定位(王军，2023)。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