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生育文化的再认识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部分亚洲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为基本内容的生育观念及相关文化。在这种生育文化的影响下，部分亚洲社会在生育数量上强调多生多育与规模优势，在生育性别上表现为男孩偏好与单系偏重，在生育模式上选择早婚、早育与密育，在教养方式上重视子女教育，在代际关系上维护长者权威与多代同堂，在性别分工上突出男外女内，在婚配模式上看重门当户对与男高女低①。因此，以往的生育研究者大多坚信，以中国社会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及其所蕴藏的生育文化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这有助于将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在国家实施生育限制政策时削弱政策效果②。不可否认，传统生育文化在社会转型初期仍具有一定的惯性与稳定性，这种惯性在生育限制政策与家庭生育决策之间的张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8.52‰，而总和生育率更是仅有1.30③。事实上，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乃至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一朝一夕，这一过程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挑战的不断加剧，国家对生育政策相继进行了调整，“单独两孩”“全面两孩”与“三孩”政策陆续出台，鼓励而非抑制生育成为近年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与政策方向。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学界的诸多研究又转向了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弘扬④或对新型生育文化的倡导⑤，这些研究大多强调传统生育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并寄希望于新型生育文化能够有效提振生育率。

　　那么，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究竟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当今的中国人又普遍具有怎样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生育文化和生育水平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给予明确的回应。本文试图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以期加深对中国生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一、生育文化变迁与生育率变动

　　本文对东亚及东南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变动情况加以考察，主要选取了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典型代表。这些国家或地区属东亚或东南亚，均在二战后经历了体制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并在历史文化渊源上，均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生育的数量、时间、方式与性别偏好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政策演变轨迹也较为相似，都曾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时期，并在之后转而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因此其人口转变过程有很多共通之处。结合图1可知，全球范围内的总和生育率在半个世纪以来都经历了持续的下降，但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更为迅速，且成为了总和生育率的“洼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比其他文化教义传统的国家或地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少子化危机。

　　

　　图1 1950—2020年儒家文化圈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由此可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或地区，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其生育水平在半个世纪以来大都经历了大幅下降，下降幅度远超各国政府与专家学者最初的预期，现如今多已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并且，相比其他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意愿更低、生育行为更少、低生育率风险更严峻。若是进一步控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同等发展水平(如相近的人均GDP或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国家或地区中，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依然显著低于其他任何国家⑥，而中国大陆的生育率转变更是呈现“早熟”特征⑦。这充分表明，儒家传统生育文化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稳固，其影响力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渐消散。即便在多生多育的传统文化的加持下，生育水平似乎也只有“低”和“更低”之别。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生育文化，深入剖析现代生育文化及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生育文化是一种内生且具有共享性的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通常被个体感知并作为其生育行为的参照体系，既包括传统生育文化，也涵盖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生育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并非短期内可实现。其内容不仅包括生育观念，还涉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态等，而文化的生成通常受到特定社会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组织形态及政策取向的深刻影响。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文化与制度(或政策)在生育水平变动中始终扮演着关键且基础性的角色，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见表1)⑧。

　　

　　当然，所谓“传统—现代”生育文化类型的划分均属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范畴，现实世界中二者的变化与过渡从来不是泾渭分明，不存在明确的转折点，而是处于一种文化变迁的“连续统”之中。生育文化或思想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长时段维度去再考察、再认识我国的传统与现代生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