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健康研究与年龄、时期、队列等时间因素息息相关,这三个时间因素共同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人口学的列克西斯图为实现该理论模型提供了基本解析思路,而后来发展出来的APC三维分析模型实现了该理论模型的统计方法尝试,虽然具体模型存在“天然缺陷”,但其试图从统计技术和概念上解决“识别问题”。以HAPC模型为例,提出合理应用APC三维分析模型应该重视队列分组依据,以理论驱动分组,明确结论适用范围。遵循上述步骤,分析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的社会分化与演变,通过HAPC模型描绘不同出生队列的真实年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和经济带来的中国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分化稳健且持久,贯穿了不同年龄和出生队列;中国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分层演变存在年龄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累计优势/劣势理论、死亡选择性和病态状态扩展假设都无法单独解释老年人健康社会分化的演变。未来APC三维分析模型研究可能在范式转变、队列内轨迹细化、数据使用等方面获得突破。
图1 列克西斯图示例 事实上,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年龄(A)、时期(P)和队列(C)共同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当我们将个体看作韦伯意义上的行动者时,他们必然身处某个时空,对其理解应结合其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系来达成,因此正如米尔斯(Mills)所言,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他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历史与社会这三者就是有关人的恰当研究的坐标点”[3]。 生命历程视角和理论为上述原则提供了操作化的注脚,为具体研究如何挖掘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提供了典范。年龄与时间的联系是理解这一视角的核心[4]。首先,历史力量表现为队列效应。出生年份为出生队列提供了精准的历史位置,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拥有不同的经验和资源,所以同样的历史变化对当时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和影响,表现出一种队列效应,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对当时“奥克兰”儿童的经济影响更小,但对比他们年幼7—8岁的“伯克利”儿童来说则更大。其次,历史力量还表现为一种时期效应,即社会变化的影响对不同队列来说相对统一。另外,队列内的变化也非常重要,可以用来说明社会变化,比如对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家庭的组建、受教育的机会和职业发展的影响反映了社会变化与个人生命历程的交叉。所以,正如埃尔德(Elder)所说,如果队列效应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历程模式”这个“森林”,那么队列内的变化则让我们看到了“树木”[4]。最后,在年龄和历史时期的关系能表现为上述队列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内变化之外,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其区分了生命历程,具有社会意义。通过年龄期望(age expectations.)、非正式批判(informal sanctions)、社会时间表(social timetables)、普遍性的年龄等级(generalized age grades)(如儿童期、青少年期)等,年龄不仅反映了生物/心理学变化,还代表了一种社会学时间,反映了社会文化对社会角色、期望、等级的年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年龄效应、队列效应、时期效应以及队列内变化的分析将看似宏大的社会结构力量与历史力量揉入具体研究中,实现用人生、历史与社会三个坐标点共同研究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