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人口统计学概念和指标“名”与“实”的探析

　　1 引言

　　术语的统一与精准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基石，尤其对于人口统计学这样一门强调数据精确和概念清晰的学科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自1662年英国学者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发表《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以来，西方人口学已经历了长达36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指标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现代人口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其标志性事件可追溯到1918年陈长蘅出版《中国人口论》(宋健，2016)。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人口学理论、指标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独特的人口现象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创新。例如，针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老龄化指标(陈友华、孙永健，2023)、模式(张岭泉、邬沧萍，2007)和评价体系(刘慧君、吴鹏，2023)；把原来“Life Expectancy”的译名“寿命期望”改为了“平均预期寿命”(姚远等，2004)；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产理论”(本刊编辑部，1996)；依据中国自己的死亡数据，编制了“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蒋正华，1990)等。但整体而言，人口相关的指标、概念及理论范式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引入和移植的，中国学者多是学习与应用。受中西方国情及语言体系差异影响，部分西方外来指标在引入和应用过程中常会出现偏误，特别是在处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问题时，这种偏误会更加明显。学术专有名词的不准确性不仅导致了概念上的混淆与迷茫，还可能引发对知识的误解。

　　诚然，将西方学术作品引入并翻译成本土语言本身就充满挑战，其难度在于中文翻译和表述不仅应尽量保留原词的含义，还需要通过引入更加精准的对应词汇或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式，弥补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丢失的信息。从利玛窦(Matteo Ricci)与徐光启合议《几何原本》时的艰难探索，到严复在厘定学术译名时的反复斟酌，这些大家的治学经历无不印证了“西学东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正因如此，人口学研究更应重视对经典人口统计概念与指标的准确理解，这是正确认识人口学知识的基石。尤其是在当前亟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更需要在引入、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不仅要吸收西方人口学的先进成果，还需要推动概念本土化，并结合中国实际构建起符合中国人口国情的知识体系。

　　2 人口统计指标“名实”不符的情况

　　造成人口统计指标“名实”不符的原因通常可以归为4类：字面翻译或机械翻译、概念泛化或模糊化、指标名称不统一导致数据口径不统一、指标名称与计算方法不一致(见表1)。

　　

　　首先，对外来概念直接采用字面翻译或机械对应的翻译方式，往往会忽略术语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专业语境和理论背景。比如，20世纪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小词典》(吉林大学经济系资料室，1983)把用以描述人类繁衍、更替水平的指标“Reproduction Rate of Population”翻译为“人口繁殖率”(目前已翻译为“人口再生产率”)。“繁殖”一词多用于科学、农业或生物学领域，用以形容动物或植物的生殖过程。然而，人类语境中的“繁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过程，还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社会和情感因素。将“繁殖”一词直接套用在人口生产中，忽略了这些重要因素，造成了语义的不相匹配，也与人类生育的文化背景、情感意义不相符，更与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大相径庭。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只有动物(猪、猫、狗等)或植物的繁衍可以被称为“繁殖”，人类的繁衍一般不能被称为“繁殖”。

　　其次，概念泛化或模糊化也会导致人口指标“名实”不符。例如，不少文献资料将“Population Ageing”一词翻译为“人口老化”，或将“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老化”两个概念等同，或把“人口老化”作为“人口老龄化”的简称。然而，在中文语境中，“人口老化”与“人口老龄化”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含义。从词汇的时间含义上来看，“老龄化”表示“进行时”，指的是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动态变化过程，而“老化”是一种“完成时状态”，是老龄化进程形成的静态结果。从界定阈值来看，老年人口比例的任何上升趋势，无论基数大小或增幅多少，均可被视为人口老龄化进程，但唯有当这一比例突破了既定的老年型社会标准线时，方可称为“人口老化”或“老化人口”(熊必俊、郑亚丽，1989)。从词汇的内在含义上来看，“老化”一词在日常语境中多用于描述物体或材料因时间流逝而性能下降、质量变差(如橡胶轮胎老化)，且“老化”一词仅停留在对个体身体机能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人口老龄化”则刻画出了社会现象的多维度特征，如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