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反击:正典批评对圣经考证的诘难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峰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圣经考证研究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已在西方学术界取得优势地位。考证派学者将摩西五经析分为四支更早的文献,并追溯文本片段的原始来源。自此之后,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分解圣经的传世文本形态成为圣经学研究的重心,而圣经被视为更早文献的合集或者汇编。美国学者布雷瓦德·蔡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正典批评”,批评圣经考证研究忽视在历史上产生过实际效力的“经”,只汲汲于发掘“前经学时代”的原始材料。他提出研究的重心应该回落到经文的“最终形态”,应考察圣经文本的“经学样貌”中所隐含的经义。将蔡尔兹的正典批评置于圣经考证的学术背景之下,分析蔡尔兹如何质疑现代圣经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考见他如何将圣经研究从广义的“史学”拉回到“经学”领域。


期刊代号:B9
分类名称:宗教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字号:

  现代圣经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考证研究”(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指以理性主义态度、历史研究方法和使用现代学术工具来对待圣经文本。①此种研究范式建立在语文学与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完成了对摩西五经的拆解,将犹太教和基督教所依赖的统一、正典化的圣经文本,拆分成多支更古的文献源流。到了19世纪40年代,古代近东的文物和楔形文字泥板在伊拉克北部被发掘,亚述王国以及更早的巴比伦和苏美尔文明的文字记述陆续面世。随之兴起的亚述学和古代近东研究将希伯来圣经置于更古老的近东文明中,圣经不再被当作神启被安放和记录的唯一载体。②这两种学术潮流合流,圣经考证瓦解了圣经文本的统一性,而近东考古剥夺了圣经的原创性和独一性。因此,现代圣经学学者多认为希伯来圣经(基督教称为旧约)乃是古代近东文献的合集或汇编。

  历史—考证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圣经学研究主流,但对此种研究方法一直存有争议。美国学者布雷瓦德·蔡尔兹(Brevard S.Childs,1925—2007)提出的“正典批评”(canonical criticism),可视为20世纪后期对圣经考证的质疑和阻击。“正典”(canon)指为宗教权威机构所认可的圣经篇目,进而表示已经封定、不可增减、带有神圣性的经书总集。“正典批评”强调圣经文本的既定形式是长期正典化的结果,具备“经”的特殊地位,而不是历史文献的简单汇编。本文有时会用“经学”来翻译“正典”的形容词形式,以便在中文语境中更好地刻画此种解读方式的实质。“正典批评”与中国传统经学多有可相互阐发之处,也有很多对比空间。世界各种古代文明围绕自己的经典文本都会发展出相近的学术传统,比如语文学、解经学、校勘学、目录学等。西方学者对圣经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解读和研究,历史上大批优秀人才都曾投入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因此无论从学术地位、研究深度、社会影响、所投入的资源各个方面来看,圣经解经学就是西方的经学。③

  一、圣经考证与拆解文本

  圣经考据的主要成果是“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研究者认为摩西五经并非由摩西本人撰写,实际上由多支古代文献传统和合而成。④在这个理论缓慢成型的历史中,法国学者让·阿斯特吕克(Jean Astruc,1684—1766)占据了特殊位置,因为他最先以分栏排列的方式,将构成《创世记》的多支文献作了系统的分割,深刻影响了圣经考证的后续发展。他于1753年出版一书,题为《对于摩西撰写〈创世记〉所可能使用的原始记录的推测,以及对这些推测的支持与阐发》。⑤阿斯特吕克认为,摩西不可能凭空造作历史,尤其是那些发生在上古时代、他本人无法亲历的事件,只可能接受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历史见证。而古代的历史知识,必定通过书面记述来传播,因而他推定“摩西手上持有古代记述(Mémoires anciens),包含自创世以来其祖先的历史。为了保证这些记述不会遗失,他根据所记述的事类将文字记录分成片段,然后将这些片段(morceaux)完整地交织在一起,前后排列,而《创世记》正是由这样的片段汇集而形成”。⑥

  由此,圣经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已混在一起的原始记述设法分离出来,以复其旧。阿斯特吕克判定文献来自不同源流的主要标准是《创世记》有时称上帝为“亚威”,有时称“神”(Elohim)。

  有鉴于此,我们自然需要尝试分解《创世记》,将所有混杂在一起的不同片段分离出来,将同一类而且看上去属于相同记述的部分合并在一起,通过此种手段,来复原我认为摩西曾保存的原始记述。这项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艰难。我只需要将上帝持续被称作Elohim的所有段落合并在一起,将其放入一栏,名之曰A。我视其为第一份原始记述(我用字母A来表示)的片段或者残片。在这一栏旁边我另设一栏,称之为B,里面放入只用“亚威”来称呼上帝的所有段落。⑦

  这一段是阿斯特吕克有关方法论的关键表述,充分代表圣经考证或“文献源流研究”(source criticism)的学术宗旨。其中四个动词至为关键“分解”(décomposer)《创世记》,将混在一起的不同片段“分离”(séparer)出来,随后将同类素材“合并”(réunir),以“复原”(rétablir)摩西所继承的各支传统素材。这四个动词精简地概括了文献源流考证的步骤和特点:分解、分离、重组、还原。依照阿斯特吕克的看法,传世文本的现状乃是各种记述相混杂才形成的样貌,遮蔽了原始素材的原貌。因此,第一步需要破坏文本的既定形态,拆解统一的文本形式,将其打散为更小的叙述单元。通过考证方式而复原的古代记述,自备各自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自然更接近原始文献的面貌。

  阿斯特吕克拆解摩西五经的作法,被后代学者贯彻,文本的拆解也愈发精细。后续的突破由德国学者德韦特(Wilhelm M.L.de Wette,1780—1849)完成。他在19世纪初年,发现五经中《申命记》一卷的编纂时代可能晚至公元前7世纪,而不是传说中古远的摩西时代。而且此书的语汇和观念与其他四卷有很大分别,当自成一体。⑧于是,我们从五经中又剥离出单独的一支文献源流。此后几代学者继续努力,尤其是德国学者尤里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对前代学者的研究作了汇总,后出转精,完善了“底本假说”,并给出经典的总结。⑨这一假说在中文语境中也称“五经四源说”,其基本结论是:摩西五经非由单一作者撰写,而是由四支古代文献和合而成的“复合文本”(composite text)。称上帝为“亚威”(YHWH)者,属于“亚威派”(Yahwist);称上帝为“神”者(Elohim)属于“神派”(Elohist)。《申命记》自成一体,是单独流传的文献,称为“申命派”(Deuteronomist),而最晚出现的是“祭司派”(Priestly)。⑩这四支文献体系,按照德文习惯,分别用大写字母JEDP来表示。(1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