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两教对于隋唐时期皇权、礼制的渗透，是近年中古史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唐代道教进入国家礼制的显著表现，是玄元皇帝庙、太清宫两种有关老子祭祀礼仪的成立，①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宗教理念。对于玄元庙设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着的思想、文化史脉络，此前并没有得到清晰揭示。通过研究发现，在佛道论衡背景下，老子族属、父母、诞生年月日、有无形象、服装、尊号太上、经典、化胡时间等均被佛教界质疑。在尊奉老君为先祖的前提下，李唐皇室不得不重新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在李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皇室不断发布“制敕”等最高指令，对佛道间关涉老子的宗教知识争议作出裁断。经过政治权力改造后的宗教知识，成为国家老子祭祀礼仪的思想支撑。最终有关老子祭祀的制度正式进入礼典，成为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不仅关注佛道两教有关老子的争论，亦将探讨国家权力对于宗教争议的约束，试图剥开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祭祀中的宗教知识谱系，还原国家权力影响下唐代老子祭祀及相关宗教知识重构的过程。 一、道之争与唐初“本系柱下老子”记忆 李唐王朝肇建，唐高祖李渊就将自己族源上追陇西李氏，叙述自己家族的华夏渊源。不仅如此，李唐皇室同时确立自身为老子李耳之后，拥有真人阀阅，为神仙苗裔，在众多氏族中出类拔萃。 老子与李唐皇室的关系，需要从李唐创业过程中老子神启事件谈起。《封氏闻见记》云：“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②在论证这一看法时，封演是从武德三年(620)老君降神预言太平的事件开始讲起： 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③ 武德三年老君降神之事还见于《高祖实录》。④《高祖实录》所载时间、事件梗概与《封氏闻见记》有所差别，尤其增加李世民遣使致祭的情节。老君降神之事是由李世民操纵还是李渊主导，尚无确证，但李渊曾为老君立庙则无异议。⑤李唐皇室选择将“老君”作为先祖，一方面因为“李氏出自老君”，另一方面由于老君是一个宗教偶像。在这一双重身份加持下，对于老君的崇敬，有利于在起兵过程中凝聚民心，号召万众。李唐皇室认定老子为先祖，在唐建国伊始似乎并无争议，但事情转折发生在李世民即位后。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诏强令“道在佛前”。依照《集古今佛道论衡》记录，诏书颁布是唐廷最高统治者对先前僧道争论的裁断。⑥《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颁布此诏之目的是“欲宣畅祖风，遵嵩(崇)本系”。唐太宗将道士、女冠居于僧尼之前的理由并不复杂。诏书称“大道之兴，肇于遂古”，而佛教“爰自东汉，方被中华”。⑦统治者认为道比佛早、道先佛后，但现状却是华夏道教屈居西来佛教之下。诏书还特别强调太宗经过夙夜思虑，试图更改前弊。二教早晚是此前僧道论争中经常涉及的内容，但仍存争议。⑧因此诏书又补充申说“朕之本系出自柱下”，即李姓源于道教主尊老子，老子庇佑李唐平定天下，故令道前佛后。这是太宗让“道士女官(冠)，可在僧尼之前”最重要的理由，⑨但反道僧侣道宣在编修《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时却刻意节略了“朕之本系出自柱下”。经道宣删改后的文本，全然没有强调李唐皇室源自柱下老子的意思。熟悉道宣的写作方式，就会知道他经常通过对史籍只言片语的篡改来体现其护教意图。可道宣一厢情愿的笔削，以及他设置的宗教知识“滤网”，并不能改变李唐皇室对老子的尊崇。 李世民尊老子为皇室之祖，并诏令道教地位先于佛教，此举实为佛教前所未遇之情境。诏颁之后，长安僧侣一片哗然。众僧各陈极谏，但终不被李世民所纳。⑩以慧满为首的二百僧侣，至阙并脱袈裟置头顶，公然抗议，但在李世民下达“重敕”后，被迫遣散。以法常、法琳等为首的十余高僧，趁李世民东巡洛阳之机，随行以求面谏，至潼关终得上表。表文承认李唐皇室本系“出自柱下”，尚未直接挑战皇室祖先认同。不过，僧侣反对将老君和道教结合，主张当今道士继承的是“三张之秽术”，着装打扮是黄巾之余，绝非老君后裔。将老子与道士切割，目的是拆离李唐皇室和道教的联系。李世民阅表之后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宣口敕，威胁不服诏令者，将依法处置。诸高僧大德“咸是暮年，形疲道路”，最终慑于皇威、负气而还。据相关史料，如何应对李世民的强硬态度，当时僧团内部意见不一。曾声称“万刃之下，甘心伏罪”的智实，后来回忆说，“深知明诏已下，不可转也”。自己甘愿以身试法，只是希望“万载之后，知僧中之有人焉”。(11)换言之，他内心非常清楚所谓抗议是不可为而为之。“知僧中有人”云云，意有所指，似在表达对同侪退缩的不满。 在朝廷重杖智实后，从贞观十二年到十三年，长安护法僧侣大都噤若寒蝉，再没公开表达意见。唯以“清白自居”的法琳，(12)心怀不忿，私下与道士论辩，竟涉皇帝宗系与老君，触及禁忌，遂被道士举报。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和《续高僧传·释法琳传》中，未载法琳“谤毁”李唐先祖的具体言论，让整个案情显得扑朔迷离。法琳究竟如何讪谤皇宗？与老君有何关系？如果只看道宣相关记录，这些问题茫然无解。好在彦琮的《法琳别传》提供了另一种回忆，有助于复原案情详貌。在审理法琳过程中，刑部尚书刘德威围绕《辩正论》指出一些问题，如佛道先后、称引师资等，但最重要的则在于法琳诋毁帝系所出，违背了贞观十一年诏书的意旨：“当今帝系所崇老聃为本。奉遵柱下，敕道居先，因何固拒诏文，擅生爬毁。事既非小，须具委陈，不得徒事饰非，虚烦翰墨。”(13)法琳并未俯首认罪于前述指控，申辩道，《辩正论》创作于8年之前，初衷是回应道士李仲卿、刘进喜之论争，与诏书无涉。 经细致审查，刘德威等人未发现法琳有直接诽谤皇室、毁黩先人之行，审讯亦无果而终。李世民对此结果显然难以接受，遂亲自出面审问法琳。然而，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与《续高僧传》中，对法琳的言论竟只字未提，隐匿其因言获罪的直接证据。详细情况依然要参阅彦琮的《法琳别传》。太宗径言，“朕本系老聃，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依然强调“本系老聃”，“所以尊乎祖风，高出一乘之上；敦乎本化，超逾百氏之先”。他继续诘问法琳，为何要“诡刺师资，妄陈先后”，并威胁称“无言即死，有说即生”，要求法琳必须作答。至此，法琳才尽陈心中所想，而诉说内容远超师资、先后这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