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記集》是記載中古譯經歷史的重要文獻，它在佛學研究中的價值毋庸多論。一般而言，流傳愈久的典籍，由於經過歷代傳抄刊印，其文本面貌往往愈加複雜。具體到《出三藏記集》，蘇晉仁①最早注意到書中的“增補之迹”，並將其分爲兩類：一，僧祐入梁後對原稿的增補；二，後人對此書的增補。但其論述並不全面，部分觀點亦可商榷。其後，方廣錩②又發現：《出三藏記集》卷七《道行經後記》亦屬後人添補，而非本書原有。這提示我們，《出三藏記集》在成書及流傳過程中的文本變動可能較現有認知更爲複雜。筆者在前人基礎上，對《出三藏記集》在編纂和流傳過程中發生的文本變動進行了相對全面的清理，希望對把握該書的文獻價值有所助益，並爲研究中古文獻的文本生成提供一個實例。 本文所討論的文本變動包括兩種情況：其一，僧祐及後人對原稿的添補；其二，後人在整理此書時造成的文本錯置。由於先唐史料有限，所謂“後人”只是權宜之稱，很難落實到具體的人。筆者將在文末對“後人”增改的年代、依據等問題試做探討。下文依照原書編次，分别討論《出三藏記集》(後文簡稱《祐録》)中《新集撰出經律論録》(後文簡稱《經律論録》)、《新集表序四部律録》及《雜録》的增補與錯置問題。 在論述展開之前，還請略述本文的研究材料與方法。討論《祐録》文本的增補與錯置，有以下幾種材料值得重視。其一是僧祐在書中所交待的體例，以及《祐録》本書的前後互見之處。這是筆者判斷增補文本的主要依據。所謂“互見”，有多種情況，比如《祐録》除“名録”外，尚有“經序”，兩者頗有可以互見之處。如“名録”部分載安世高譯經，“經序”則保存《安般守意經序》(此爲安世高譯經之一)等文獻。此外，“名録”内部的各子目録亦互相關聯。如《新集條解異出經録》(後文簡稱《異出經録》)是對《經律論録》中“同經異譯”情況的再整理。通過對校本書前後互見之處，可分析出《祐録》的文本變動。 其二是隋唐經録對《祐録》的引用，如《歷代三寶紀》(以下簡稱《長房録》)等目録文獻。細讀《祐録》蘇晉仁點校本之校勘記，不難發現《長房録》所引用的文本有多處與刻本大藏經系統不同，《長房録》可能保留了《祐録》較爲原始的文本面貌。據此可以發現本書在流傳過程中的文本變動。比如，蘇晉仁認爲，《經律論録》所載安世高譯經中“《九横經》一卷”爲後人補入。其主要論據正是《長房録》所引《祐録》之文本。③但需注意，以隋唐經録文獻爲據的前提是，要準確判斷其與《祐録》之史源關係。只有確定《長房録》的某條記載明確引自《祐録》，纔可借以討論相關問題。需要特别説明的是，《長房録》並非本文討論增補問題的唯一依據，《大唐内典録》《開元釋教録》等也是重要的參考文獻。 其三是現存宋元刊本大藏經及日本古寫經，前者的價值毋庸多論，《高麗藏》初雕本等均完整收入《祐録》十五卷。④日本古寫經亦頗受學界重視，由於《祐録》古寫經本的情況尚未見學者詳細討論，故需在此略作説明。首先，關於《祐録》在日本古寫經中的保存情況，現存共計七種《祐録》寫本，均爲十五卷。其中興聖寺本完整，金剛寺本闕卷一○、卷一一，七寺本闕卷八，石山寺本闕卷一三，西方寺本闕卷一至卷三、卷八、卷一三、卷一四，新宫寺本闕卷一、卷二、卷四、卷一○、卷一二、卷一四、卷一五，妙蓮寺本闕卷八、卷一四。其次，關於底本來源，古寫經本《祐録》應是以《開寶藏》爲底本抄寫的。理由有二：其一，諸古寫經本《祐録》大都保留了蜀版藏經刊記。如興聖寺本，卷三、卷五、卷九、卷一○、卷一一保留有蜀版刊記，如卷三末云：“大宋太平興國元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⑤妙蓮寺本亦存蜀版刊記，如卷二末云：“大宋太平興國元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⑥金剛寺本亦存，如卷一二末云：“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⑦七寺本卷一一有刊記云：“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⑧其二，通過文本比勘可以發現，古寫經本《祐録》的文本亦與中原系大藏經高度接近。此前已有學者對興聖寺本《祐録》進行過研究，此本與《高麗藏》初雕本、再雕本以及《趙城金藏》之文本頗爲接近，而與南方系大藏經相差甚多。⑨總之，古寫經本《祐録》是以《開寶藏》爲底本抄寫的。關於這些文本的詳細情況需另撰文討論。筆者所引用的《祐録》文本均屬《高麗藏》初雕本，同時參校了七寺本、金剛寺本等古寫經以及其他宋元刊本大藏經。 一、《新集撰出經律論録》之增補 “名録”是《祐録》四部分的核心。而《新集撰出經律論録》又是“名録”的第一個子目録，直接反映出當時佛教文獻的流傳情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學界對其中的文本增補現象尚無全面把握。《經律論録》以譯人爲單位，記載其譯經名目。但實際著録的譯經數目與最終的統計數字在個别情況下存在歧異。如安世高譯經，《經律論録》實際著録了《安般守意經》至《難提迦羅越經》三十五部譯經，而末尾統計卻是“右三十四部”。由此類歧異出發，可以考見《祐録》文本的動態變化過程。這一論斷的理據在於：一方面，《經律論録》所載某位僧人之譯經，大多不過十數部，僧祐統計失誤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經律論録》記載了數十位僧人的譯經情況，除去下文所提及的少數例子外，實際著録數目與最終統計均相合。《經律論録》外的其他子目録亦是如此，如著録上百部佛經的《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録》等，實際著録數目與末尾統計數目亦相合。蘇晉仁已考證出安世高譯經中“《九横經》一卷”爲後人補入。⑩此外，實際上還有四條文本屬於增補，詳下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