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筱原亨一曾撰文讨论①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芮沃寿(Arthur F.Wright，1913—1976)对慧皎(497—554)《高僧传》的观点。②他以为芮沃寿有一错误的假设，即世上有两种佛教：民众的和精英的佛教。前者对感应灵验故事比起对佛教义理的讨论更有兴趣。筱原亨一以其对慧皎《高僧传》深入的分析，指出慧皎在写作过程中搜集并转录了大量感应故事，显示作为精英的他，对感应神迹故事的兴趣和着重，与普通民众无别，因而论证实无两种佛教。筱原亨一更进一步指出，慧皎的继承者道宣(596—667)，也是一名佛教精英，他的《续高僧传》之作，同样显示出对感应神迹故事的浓厚兴趣和关心，与一般民众无异。 笔者多年前提出“民间佛教”的概念，再细分为三类：地方佛教、宗派佛教、仪式佛教。③当时目的并非要论证有两种佛教：民众的和精英的。相反，提出“民间佛教”之潜在假设乃指佛教是多元的，并非单一，也绝非只有两种。背后的假设是一种多样性与兼容的普遍价值，倡导尊重和包容不同背景和观点，促进理解和尊重，激发新的想法，强调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促进合作与和谐。话得说回来，精英和民众在信仰中有重叠，但是否全无分别？本文欲借湘中禅、应佛教和湘中梅山地区新化寺庙之个案为这论题给予一点亮光。 一、湘中的禅、应佛教 我们的田野点所在湘中，古称梅山地区，所谓梅山④，并非山名，其地理范围包括：(1)东面含湖南省的潭州，即今湖南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南、益阳、娄底等地；(2)南面含湖南省的邵阳市；(3)西面含湖南省沅陵县以南的沅江流域；(4)北面含湖南省常德、汉寿、沅江、桃源等市县地和今湖南省澧水流域。我们把这片广大地区笼统称为湘中。据湘中新化县当地学人李新吾估计，这片湘中梅山地区涵盖今八个中等城市、二十五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⑤，人口约1600万。我们的田野点集中在湘中的新化县，属梅山地区的核心，全县总面积3636平方公里，主要辖有18个镇、7个乡⑥，常驻人口约120万人。 湘中佛教有“禅”“应”教之分。所谓“禅教”是指以寺庙为中心的传统佛教，而“应教”则是专为民众提供仪式服务的仪式佛教。据称1949年前，“应教”僧人也出家住庙。只是在1949年后，特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期间，应教僧人陆续还俗。从应教僧人专为民众提供仪式服务这点，马上联想到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政府把当时佛教分成禅、讲、教，当中的“教”即专指提供仪式服务的瑜伽教僧，亦有称为经忏师。⑦事实上，明朝这种分类法是源自元朝政府对佛教的分类：禅、讲、律。⑧关于瑜伽“教”，据明末高僧祩宏(1535—1615)所说： 瑜伽大兴于唐之金刚智、大广智不空，二师能役使鬼神，移易山海，威神之功不可思议。数传之后，无能嗣之，所存但施食一法而已。⑨ 可知当时对“瑜伽”的理解是一种密法。物换星移，时至明末，瑜伽只剩下施食一法，所指的应是祩宏所校正和补注、千华二愚山人载录之《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⑩虽然如此，明初洪武十六年(1383)，太祖在择址重建其幼时出家的凤阳大龙兴寺，并敕书行将挂锡该寺的安法师时，曾说： 惟瑜伽之教，振金铃而阐秘密之宗，判施斛食以凭尊胜。教扬梵网，宝启七门。虽见存者亦也获福，在冥府者罪宥愆消。(11) 可见瑜伽之教，明初之际，已以施食度亡为主。洪武二十七年(1394)，太祖曾颁《避趋条例》，严申除“教”僧外，禅、讲二僧“止守常住，笃遵本教，不许有二，亦不许散居，及入市村”。(12)太祖明令禁止僧人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13)，以及“交结官府、悦俗为朋”。(14)释见晔认为，这显示了明太祖的佛教隔离政策，即要隔离僧、俗，使僧人走向山林。何孝荣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尽管明太祖禁止禅、讲二类僧人僧俗混杂，但也曾鼓励禅僧游方。(15)洪武十年，太祖就曾下令： 僧俗善人，许令斋持戒牒，随身执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他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曰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16) 专为人作佛事的“教”僧，不但能独立成类，还被特别允许应赴。要禁止的倒是“俗人行瑜珈法”。 曩者民间世俗多有仿僧瑜伽者，呼为善友。为佛法不清，显密不灵，为污浊之所污。有若是，今后止许僧为之。敢有似前如此者，罪以游食。(17) 据李明阳的研究，俗人染指佛门瑜伽科仪，在明人的世情小说、笔记文献及相关奏议中屡见不鲜。(18)如《万历野获编》记载，当时“火居道士则遍天下矣”。(19)太祖不希望有在家众作经忏师，瑜伽僧“赴应世俗”则是被容许的，只是有所管制而已，如在僧服颜色、收费甚至仪轨内容等方面均有规定。(20)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专门替人作佛事的瑜伽僧，至少明初在地位上与其余两种僧人无别。他们住庙、穿僧服、经考试获发度牒。(21)洪武时太祖“申明靴禁”，列明只容许有一定地位的权贵阶层方能穿靴，而瑜伽僧也在内，可见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22)由此或可推断，“教”僧在明初并非只为民间乡里的民众提供仪式服务。何时“教”僧地位下滑，并变成只能为民间乡里服务的“民间佛教”？据李明阳考据，他以为是明中叶以降的嬗变。(23)他以祖渊禅师(1389—1449)于宣德元年(1426)被召入宫，整顿禅、讲、教，使三宗各有所依为据(24)，继而论证宣德年间已是三宗混淆不清。他又引用憨山德清语：“自北迁之后，而禅道不彰，独讲演一宗集于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渐靡无闻焉。”自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转移，禅学日益不彰，独讲席大盛于北京，瑜伽教情况，憨山未提只字，可能当时的瑜伽教已经不受精英阶层欢迎而普遍融入民间乡里。明泉州开元寺沙门释正映(正统四年[1439]卒)曾自述：
